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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剧中的英雄形象塑造
发布日期:2023-05-09 21:08:18

前  言

伴随着影视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战争片的发展迅猛,现以一种全新姿态积极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提升了观众的文化品位,促进了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同时在战争片传播的过程中剧中英雄形象的塑造也在不断的变迁。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刚刚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加强,政府继续加大了对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镇压,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初步繁荣的文学和艺术遭受了沉痛的打击,影视创作者的个人感情受到了极大限度的抑制,“高大全”的群像英雄形象营运而生。而随时间的推移,战争影视剧中的英雄形象越发的符号化、格式化,观众也渴望看到新的元素的融入,于是形形色色的平民英雄形象相继登上荧屏。随着科技兴国的政策在全国大规模的推行,战争影视剧中的英雄形象越发的多元化,铮铮铁骨的草莽英雄、温文尔雅的文质书生、博学多识的科技巨匠都成为了战争剧中的重要角色。

本文着眼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战争影视剧,通过文献法、归纳法、案例法等方式,从时间的发展顺序出发,研究了不同年代影视作品中英雄形象的特点及塑造手法,解读中国战争影视剧中的英雄形象。具体来说,本文运用文献法,通过对近10年来有关文献的阅读和总结,来鉴定战争影视剧的特征,对战争剧的历史、研究现状做必要的分析;运用数据法与中国战争影视剧相关数据做量化研究,笔者对2000年到2015年之间的战争影视剧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和分析,加深了自身对战争剧的认知;;归纳法收集整理战争影视剧的相关情况,研究期间,笔者观看了经典战争影视剧近百部、三千余集、时长达四千余小时,对中国战争影视剧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以便研究影片的发展现状。

对于中国战争片的研究,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都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在中国知网上以中国战争片为篇名进行搜索,从2000年以来到现在的博士论文,共有189,大多数的论文关于影视的创作和发展,例如在张东的《枪炮与玫瑰——谈战争片中的女性形象》中主要阐述了战争中女性的分类以及她们与战争的关系;在吕益都的《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战争影片创作审美视域的新质与拓展》则是从影片的创作审美的角度讲述了战争影视剧的发展;在张东的《新中国战争片形态演变》是从战争片的三次较明显的形态演变来简述新中国的战争片的发展。因此本文从英雄形象塑造的角度研究中国战争片的创作及发展历程,具有创新之处,为学者研究中国战争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观点支撑。

一、 高大全的群像英雄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人们欢欣鼓舞,对美好的未来,美好的社会主义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刚刚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加强,继续加大了对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大运动和革命斗争,有著名的“大跃进”“三反”“五反”革命斗争,反右派斗争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运动。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初步繁荣的文学和艺术遭受了沉痛的打击,于是中国影视人不得不寻找出一条新的道路。

(一) 夹缝中生长的战争剧

苏联导演格•丘赫莱依说 “中国电影是教条主义和反艺术的思想方法的标本”,不表现 “感情”, “中国艺术家光靠教条主义和推理是不可能拍出好片子来的”。于是,中国的文艺报等对其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这时,凡是带有人性的电影作品都打上了毒草,《李慧娘》《谢瑶环》《达吉和她的父亲》《三家巷》《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大量关于普遍人性的审美意绪被看做表现了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感情遭受了批判。在《三家巷》中20年代初,广州三家巷住着互有姻亲关系的三户人家:买办资产阶级的陈 家、官僚地主的何家和手工业工人的周家。三家的青年们都怀有救国救民的抱负,立志为祖国富强献身。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周家幼子周炳的表妹 、鞋匠之女区桃在沙基惨案中不幸中弹牺牲。与区桃相爱的周炳痛不欲生 ,大病一场。后在大哥周金和表姐区苏的劝导下,他重新振作起来,并与陈家四小姐文婷一起参加了支持省港罢工的文艺演出。不久,廖仲恺遇刺的消息传来,陈家大少爷文雄丧失革命信心,哄骗周家三姑娘周泉与他结了婚,后又退出罢工委员会,到德昌洋行当了经理。周炳二哥周榕与陈家二小姐文娣私奔上海作新婚旅行,归来后,陈文娣的革命意志也开始动摇 。在一次聚会上,三家巷青年发生激烈争辩,终致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仇人。周榕与文娣从此分手。只有周炳认为文婷是陈家的例外,并接受了她的爱情。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后 ,周家三兄弟到乡下避难。其间,文娣嫁给了何家少爷守仁。后何守仁在周炳给文婷的信封邮戳上发现了周家兄弟的藏身之地,遂予告发。周榕、周炳逃脱敌人追捕,周金却不幸牺牲。南昌起义后,革命形势有所好转。周炳满怀革命热情约文婷相见。不料,此时的文婷只热衷于建立舒适的小家庭。不久,她嫁给了财政厅官员宋以廉。残酷的现实使周炳幡然猛醒。他怀着对区桃的怀念和对革命的信念,投入了广州起义的革命洪流。

饱受摧残的中国电影,积极地吸取苏联电影的表现模式,为中国电影寻找出路。“全景式”战争场面与“战壕派”局部战争的作品受到了当时观众与影视人的一致追捧。当时的导演多是来自革命去,都经历过战争炮火的洗礼,对战争有着直接的生死体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这鲜明的政治态度和革命感情。那是的导演和编剧都是真正的直接经历了战争,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延续了战争本身最淳朴最直接的东西。

(二) 大场面战争与群像英雄的诞生

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日子里,根据话剧同名话剧改编的第一部长征题材彩色影片《万水千山》上映。影片从红军某团某营的角度表现长征,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翻雪山、跨草地。终于抵达了陕北会师,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环境下,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的英雄气概。影片场面宏大,令人振奋。李国有是剧作家在这部剧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一个艺术形象之一。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他对人循循善诱地讲革命道理,对己身体力行。受伤后,他拒绝了团长让八个同志抬他的好意,拖着发烧的身子在草地上艰难地行走,为了鼓舞士气,他还不断地和战士们竞赛,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在生命的垂危时刻,他还坚持着指挥了一场战斗。“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位共产党员的临终遗言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念。其他,像罗顺成、赵志方、李凤莲等艺术形象刻画得也相当成功。正是这些艺术形象的成功刻画,构成了一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集体群像,也使这部剧显得更为气势恢弘,很好地传达了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并具有了强烈的史诗风格。

之后在1961年上映的《突破乌江》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导演在演员的选配上下了番功夫。例如,我军政委、团长、陈连长等人均是五官端正,面部线条清晰,棱角分明型,并且体型都很均衡,是典型的英雄、正义之士的“化身”。还有,黄大发、罗小光这两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勇敢、冲动都表现的淋漓尽致。而黄大爷他们这一批穷苦老百姓的形象也都相当符合人物的需要。相反,敌方角色则形态各异,丑态居多。如敌旅长的秃头、八字胡,张营长的口吃,替死鬼王连长的矮胖,以及麻脸班长,他们首先就从本质上给予了观众怀印象,再加上导演从他们的语言、姿态、摄影造型手段等的“加工”,敌军的丑恶形象便跃然荧屏上了。

敌方旅长是国民党军队大家之长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持有一定的权利却和下属一样愚昧无知。在得知共军要渡乌江时,他和下属一起抽卦算命。卦上写着: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他们便自慰道: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金兵把守,保险没事。并且还有贵人蒋介石的相助。参谋长还说,楚霸王项羽当年被三面围困,最后自刎乌江,共军这次渡乌江,要让他们四面被围困,前后被夹击。而当一旁的官兵指出“此乌江非彼乌江”时,旅长便喝道:“别打岔了,管他哪个乌江呢,反正都是乌江!”既反映了他的愚昧无知,也说明了他的自欺欺人。这一卦,说白了,就是给共军抽的,而这“大龙”当然指的是共军。导演在此处用了隐喻的手法。在我军第一次渡乌江被结巴营长击退时,他们便举办了庆功宴。在敌旅长发言时,他显然连他们国民党民国几年都不知道,还需一旁的参谋长提醒是民国二十四年。可笑而又可悲,正是因为无知的领导,最后酿造了他们的失败。而“立见大人,立有忧亡,无主”这句,似乎也预示着他们的失败。

(三) 完美主义英雄风格的形成

我国初创时期的影片一直延续着一种风格。这种创作风格基本可以概括为着重于战争英雄的正面刻画,也就是完美主义英雄。从剧作的角度看,所谓完美主义英雄,就是整体的人物安排当中,在有明显的正邪区分的前提下,将这种正面无限地放大。同时集中笔触,将主人公尽量大面积地投入到战争本身,而不是战争生活本身。于1980年拍摄的九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中的主人公江波,和1984年拍摄的十三集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王一民,就是完美主义英雄的典型代表。这个时期的战争英雄都是文武双全、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他在革命斗争当中,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明显弱点,近乎神一样存在的角色。在这之后,还有大量以真实历史为电视剧创作基点的电视剧,这其中对于历史真实存在的人物的刻画,也都尽量避开了生活元素的介入与固有的人物个性及特殊性的展现。其实这种人物的定位从某种程度来讲,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整体分析这些电视剧的主题特点,包含了忆苦思甜、歌颂革命英雄、歌颂时代英雄、歌颂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图解各种时事政策等等正面积极的社会需要。从战争剧本身的类型角度出发,这个时期的战争剧其实是在试图构建一个尽量完整的类型剧模型,在确定空间内将情绪发散到最大化,这其实已经大体上满足了当时的观众对于战争剧的观赏诉求。《敌营十八年》时势造英雄,同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因为性格的不同,江波和何坤效忠于不同的党派和老师:共产党员赵一清和国民党员胡金山。老师对学生也是情深意浓。他们都是血性男儿,虽因为处在不同的党派而尖锐斗争,但在对外敌日寇的斗争中,又能够联手抗敌。何坤,对老师、对党国忠心耿耿,明察秋毫,任何时候都直言不讳,忍辱负重,爱情、事业屡受挫折。江波,能言善辩,编织一个又一个的谎言而屡次得到敌人信任,虽被己方怀疑,忍受不被家人、乡亲信任的折磨,当着其妻子、父亲、孩子的面,却不敢相认,但对老师有超乎一般的感情,一诺千金,忍辱负重,完成大业,屡获爱情果实,成就英雄美名,让多少观众佩服的五体投地。该剧最大的特点,是颠覆了传统的角色形象。传统形象把国民党人都丑化了,完全是卑鄙小人的形象,无恶不作,心狠手辣,见利忘义等等,本剧塑造的国民党人何昆,善良正直,对爱情忠湞不二,有正面形象颇多。而共产党员江波,为了完成使命,少不了谎言欺骗等,但仍然成功地塑造了英雄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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