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至今,关于网络偏差行为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吴雅文等人将其定义为网迷在使用网络时可能出现的偏差行为,例如对网络无法正常适应等行为[1]。罗伏生等人将其定义为个体违反互联网正常使用规范的行为总和[2]。本文采用刘丽芳的定义即网络偏差行为是个体在网络世界过程中出现的偏离或违反网络规范、但没有达到严重的犯罪或网络成瘾的程度、及可能对他人或自己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3]。综上可知对于网络偏差行为的界定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发生的环境是在网络,二是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危害。
应对也可以叫应付,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国外学者Haan提出应对是个体为了寻找和追求对现实世界的保护而做的包括思考和行为上的任何努力,此类心理活动视为应对行为[4]。在国内,肖计划等人将其定义为应对是当个体处于应激情境中,对该情境做出评判后,为寻求自身精神的平衡所运用的策略[5]。黄希庭等人认为应对方式是一种认知与行为的努力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减轻面临压力所带来的消极影响[6]。本文采用肖计划等人的定义。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属于应对方式的两个层面[7]。在面对特定情境时促使了个体选择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情境,减轻情境对自己的影响。
在已有的调查结果中发现:环境因素、个体因素与网络偏差行为关系密切。网络环境和现实环境属于环境因素。吴雅文等人认为网络的自由性、随意性,匿名性、虚拟性,信息易逝性、快捷性是导致高校学生产生网络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1]。雷雳和李冬梅的研究中发现现实环境中的人际关系,社会支持都能对网络偏差行为产生影响[8]。在个体因素中,网络道德,人格特质,自我控制能力,使用动机,心理健康,应对方式等都能对网络偏差行为产生影响。应对方式作为预测网络偏差行为的因素之一,在已有的文献中只找到两篇。一篇是以中学生为对象,作者李宏利研究得出病理性互联网的使用与应对方式存在相关,PIU(个体在使用互联网应对现实情境或压力的过程中,网络给予个体消极影响的集中反映。)低的学生比起PIU高的学生更多的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9]。另一篇就是罗伏生等人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该篇文章表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与消极的应对方式存在密切关系[2]。但在该研究中,其网络偏差行为的问卷是作者根据国外的问卷进行编制,信效度不可考察,不同的文化背景其研究结果也可能不尽相同,因此,本文选择国内编制的网络偏差行为问卷作为工具,重新考察二者的关系。根据《报告》:截止2015年6月底,中国国内10-39岁年龄段的比例达到78.4%,在整体互联网使用者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的年龄段是20-29岁[10]。大学生正处于这个上网比例最大的年龄段。人处在不断社会化的进程中,社会化就是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不断相互作用[11]。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来面对应激,提高应对挫折的能力和完善人格,那么他就与外部世界建立和谐关系,但在社会化的进程,自身与外部世界产生矛盾,倘若无法找到有用的、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处理,那么偏差行为的发生几率会增加。在此背景条件下,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应对方式和网络偏差行为的关系进行探究。以应对方式为切入点,分析探讨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现状,了解其情况。从心理学角度入手,研究网络偏差行为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丰富了网络偏差行为的研究成果。
2.被试与方法
2.1被试
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校区随机选取大一到大四的400名本科在校大学生,对其发放问卷,共计回收393份问卷,删除漏答,乱答的问卷21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72份,有效率达到93%。
表1被试的人口学统计情况
人数(人) |
百分比(%) |
||
性别 |
男 |
140 |
37.6 |
女 |
232 |
62.4 |
|
年级 |
大一 |
86 |
23.1 |
大二 |
105 |
28.2 |
|
大三 |
97 |
26.1 |
|
大四 |
84 |
22.6 |
|
专业 |
文科 |
188 |
50.5 |
理科 |
184 |
49.5 |
|
是否独生子女 |
是 |
120 |
32.3 |
否 |
252 |
67.7 |
2.2研究工具
2.2.1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
采用刘丽芳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3],包含26条项目,将第26题被设置为测谎题。有5个因子:网络过激指个体在使用互联网时易与他人发生摩擦、争吵、谩骂等行为,共5题;网络欺骗指在互联网上欺骗他人感情、骗取他人物质财富的行为,共5题;网络色情是个体为了平衡自身的性需要而在互联网中发布,索取淫秽图片、视频的行为,共6题;不良信息是指以导致民众不安为目的在互联网中散布关于国家的不实言论的行为,共5题;侵犯隐私行为是指未得到当事人的允许在互联网中有意或无意的散布当事人隐私的行为,共4题。该问卷采用的是5点记分,“从来没有”用数字1表示,“较少”用数字2表示,“中等”用数字3表示,“较多”用数字4表示,“经常”用数字5表示。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2.2.2应对方式问卷
应对方式问卷采用的是肖计划等人根据我国文化背景进行编制的。共62 个条目,分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共6个分量表,解决问题和求助为积极应对,而其它四个因子为消极应对方式。每个条目只有“是”、“否”两种答案,因子分的计算是各个因子总分除以各分量表所含题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2。适用于测定大学生应对方式。
2.3研究方法
采用spss16.0进行数据处理,采用的方法有方差分析,t检验,事后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3.结果
3.1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基本情况
表2 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基本特征
平均数 |
标准差 |
|
网络过激 |
2.40 |
.57 |
网络欺骗 |
2.22 |
.61 |
网络色情 |
1.82 |
.55 |
不良信息 |
1.62 |
.57 |
侵害隐私 |
1.86 |
.59 |
网络偏差行为总分 |
1.98 |
.45 |
该问卷为5点计分法,中间值为3,问卷的分数的多少代表了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发生率的高低。从表2可以知道,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的平均值为1.98。说明网络偏差行为的发生率是在平均值以下的位置,大学生比较能理性上网。从5个因子的平均值来看,网络过激的发生率最高为2.40,接下来为网络欺骗,剩下依次为侵害隐私,网络色情,不良信息。
3.1.1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差异分析
3.1.1.1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
表3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差异检验
性别 |
平均数 |
标准差 |
t值 |
|
网络过激 |
男 |
2.46 |
.52 |
1.448 |
女 |
2.37 |
.60 |
||
网络欺骗 |
男 |
2.25 |
.54 |
.574 |
女 |
2.21 |
.65 |
||
网络色情 |
男 |
2.02 |
.67 |
5.107*** |
女 |
1.70 |
.42 |
||
不良信息 |
男 |
1.69 |
.62 |
1.838 |
女 |
1.58 |
.53 |
||
侵害隐私 |
男 |
2.00 |
.62 |
3.530*** |
女 |
1.78 |
.55 |
||
网络偏差行为总分 |
男 |
2.08 |
.45 |
3.280** |
女 |
1.93 |
.43 |
*p<0.05 **p<0.01 ***p<0.001
自变量是性别,因变量是网络偏差行为总分及问卷的因子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由表3数据可得,网络色情(t=5.107)、侵害隐私(t=3.530)这两个因子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男生显著高于女生。总量表的其他因子不存在性别差异。以总分来看,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t=3.280)。
3.1.1.2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在专业上的差异
表4 文理专业的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差异检验
专业 |
平均数 |
标准差 |
t值 |
|
网络过激 |
文 |
2.29 |
.60 |
-3.935*** |
理 |
2.52 |
.52 |
||
网络欺骗 |
文 |
2.13 |
.62 |
-2.924** |
理 |
2.32 |
.59 |
||
网络色情 |
文 |
1.81 |
.56 |
-.261 |
理 |
1.82 |
.54 |
||
不良信息 |
文 |
1.62 |
.68 |
-.043 |
理 |
1.62 |
.44 |
||
侵害隐私 |
文 |
1.74 |
.60 |
-4.178*** |
理 |
1.99 |
.56 |
||
网络偏差行为总分 |
文 |
1.92 |
.50 |
-2.959** |
理 |
2.05 |
.39 |
*p<0.05 **p<0.01 ***p<0.001
以专业作为自变量,考察文理专业的大学生在网络偏差行为上是不是存在差异。从表4中可以看出:文理专业的大学生在网络偏差行为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959),理科生的网络偏差行为显著高于文科生。其中,5个因子中,只有网络过激(t=-3.935)、网络欺骗(t=-2.924)和侵害隐私(t=-4.178)在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理科显著高于文科。
3.1.1.3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在年级上的差异
表5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差异检验
大一 |
大二 |
大三 |
大四 |
F值 |
事后检验 |
|||||
M |
SD |
M |
SD |
M |
SD |
M |
SD |
|||
网络过激 网络欺骗 网络色情 不良信息 侵害隐私 网络偏差行为总分 |
2.25 2.18 1.78 1.60 1.75 1.91 |
.59 .61 .50 .70 .64 .49 |
2.41 2.23 1.80 1.60 1.91 1.99 |
.56 .65 .56 .51 .61 .46 |
2.36 2.13 1.73 1.55 1.79 1.91 |
.46 .55 .50 .44 .49 .35 |
2.60 2.39 1.97 1.75 2.00 2.14 |
.64 .62 .61 .62 .58 .46 |
5.399** 2.830* 3.234* 2.059 3.491* 5.110** |
4>1,4>3 4>3 4>3 4>1 4>3,4>1 |
*p<0.05 **p<0.01 ***p<0.001
将考察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在不同年级上有没有差异作为目的,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根据表5可以知道,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网络偏差行为总分上均有显著性差异,5个因子上除了不良信息以外其他4个因子均具有差异,根据F值得大小来看,发现网络过激最为显著,接着是侵害隐私,其次为网络色情,最后为网络欺骗。对方差分析的结果进行了事后检验,可以判断存在差异的年级。由上表可以看出:网络过激上,大一学生,大三学生显著低于毕业生;在网络欺骗、网络色情上,毕业生和大三学生之间存在差异;在侵害隐私上,只有毕业生和大一学生之间存在差异。从总量表上来看,存在差异性的是毕业生和大三学生,毕业生和大一学生。
3.2大学生偏差行为和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3.2.1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和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及回归分析
表6 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和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解决问题 |
自责 |
求助 |
幻想 |
退避 |
合理化 |
网络偏差行为总分 |
|
网络偏差行为总分 |
-.148** |
.257** |
.050 |
.221** |
.240** |
.182** |
1 |
*p<0.05 **p<0.01 ***p<0.001
结果发现,除了应对方式的求助因子外,网络偏差行为与解决问题呈显著的负相关,与自责,合理化,幻想,退避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大学生的应对方式与网络偏差行为存在相关。
表7 网络偏差行为和应对方式的回归方程
自变量(X) |
因变量(Y) |
R |
R2 |
B |
Beta |
t |
方程 |
解决问题 |
网络偏差行为 |
.148 |
.022 |
2.269 |
-.148 |
-2.881*** |
Y=2.269-.372*X |
自责 |
.257 |
.066 |
1.829 |
.257 |
5.110*** |
Y=1.829+.399*X |
|
幻想 |
.221 |
.049 |
1.800 |
.221 |
4.364*** |
Y=1.800+.379*X |
|
退避 |
.240 |
.058 |
1.772 |
.240 |
4.756*** |
Y=1.772+.460*X |
|
合理化 |
.182 |
.033 |
1.808 |
.182 |
3.561*** |
Y=1.808+.383*X |
*p<0.05 **p<0.01 ***p<0.001
根据表6的相关,将网络偏差行为作为因变量,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分别作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方程的分析,建立回归模型。根据表7可以发现,回归方程显著,且对回归系数的检验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4.分析与讨论
4.1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分析
从所得数据分析来看,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总分的平均数为1.98,也就是说网络偏差行为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大学生较能理智上网。这与刘丽芳结论相一致[3]。问卷中五个因子的发生频率从高到低是网络过激,网络欺骗,侵害隐私,网络色情,不良信息。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大学生将网络作为一个发泄的平台,将在现实生活受到不良情绪释放到网络中。网络的使用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章制度,导致其认为在网上发泄情绪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失偏颇。
在本文中发现,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男生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是与男女天生的差异有关,男生更具有好奇心和冒险性,网络的自由性,便捷性使得男生在这虚拟的世界里自由翱翔。本文发现5个因子中,男生在网络色情和侵害隐私中显著高于女生,色情文化的不良传播对男生的影响比女生要大,男生较女生而言,更具攻击性且自我控制能力较低,容易陷入网络色情中。在侵害隐私上,男生性子比较直接,可能认为这只是不小心看到,并没有对他人造成实际性的伤害,或者这并不算侵害到他人的隐私。
张婷研究发现网络偏差行为存在独生子女差异[12],但在本文中网络偏差行为并不存在独生子女差异,研究所选取的被试里,非独生子女人数为252,占被试的67.7%,独生子女人数为120,占32.3%。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这可能是样本选择不均导致该结果。
网络偏差行为存在专业差异,理科生高于文科生,这与张炎的研究一致[13]。相对而言,理科生的学业压力会比文科生重,理科生较多学习任务要通过网络来完成,其接触网络的时间要比文科生多,因此可能导致其网络偏差行为的几率大于文科生。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存在差异。在本文中,大毕业生显著高于大三学生,大一学生。大一的学生刚进入校园,其精力大多放在学习上,随着年级的增长,大学生的活动不在拘束于学习上,课外活动变多,人际交往圈子扩大,随之面临的困扰也增多。大四面临着毕业,就业等重大抉择性问题,这使得大四的学生压力增加,因此通过网络来宣泄情绪,网络偏差行为的出现也高于其他年级。
4.2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网络偏差行为的关系的分析
罗伏生等人发现应对方式中只有退避与网络偏差行为有关[2]。但在本文中,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除了求助以外,其他因子均与网络偏差行为存在相关。本文采用的问卷分积极和消极两部分,解决问题和求助为积极应对方式,而另外的四个因子为消极应对方式。由本文数据可知,积极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与网络偏差行为存在负相关,也就是说,大学生在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情境时能够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的话,那么他将会把这种行为迁移至网络的使用中,则网络偏差行为出现的几率就会降低。消极应对方式中的4个因子皆与网络偏差行为存在正相关,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压力,受到的挫折等负性事件,大学生对此采取消极应对,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带着此类负性事件的影响去使用网络,进而导致网络偏差行为的发生。
为了进一步探讨两者的关系,将具有相关的应对方式因子依次选为自变量,网络偏差行为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及方程构建,结果表明,解决问题对网络偏差行为存在反向预测,自责、合理化、幻想、退避对网络偏差行为存在正向预测。由此可知,可以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的选择进行合理引导,帮助他们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处理生活中的事件,进而减少网络偏差行为的发生。
5.结论
5.1大学生在网络偏差行为上存在性别差异,其中男生高于女生,在网络色情和侵害隐私因子上,差异极其显著。
5.2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在专业上存在差异,理科生的网络偏差行为显著高于文科生。
5.3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网络偏差行为总分上均有显著性差异,5个因子上除了不良信息以外其他4个因子均存在显著差异。
5.4网络偏差行为与应对方式中的自责、合理化、幻想、退避呈显著正相关,与解决问题呈显著负相关。
5.5应对方式可以预测网络偏差行为。其中,解决问题对网络偏差行为为反向预测,自责、合理化、幻想、退避均对网络偏差行为存在正向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