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重庆的经济也开始腾飞，自2014年以来，重庆市地区全年生产总值连续保持中国省间的增速第一。2016年，随着渝新欧铁路的开通运营，得益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铺展开来，重庆与外界的联系程度也愈加紧密，重庆制造业的出口产品将通过铁路更快的进入国际市场，而外界的很多我国需要进口的工业原材料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经过低成本的铁路进入重庆，这给重庆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给让重庆这座祖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直辖以来重庆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区域的全年生产总值从刚刚成为直辖市之初的1360.24亿元，到2015年已经增长到了15717.27亿元，增长了大约11.55倍。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呈不断变动的态势。其中第一产业产值占重庆市全年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0.3%下降到7.3%，第二产业产值占重庆市全年生产总值的比例由43.1%变为45%，第三产业产值占重庆市全年生产总值的比例由36.6%上升到47.7%。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升级，第三产业逐渐占到了重庆市全年生产总值中一半，在重庆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金融业在第三产业中具有支柱的地位，其有着独特的运行方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是近现代经济的命脉，其通过特殊的产品和服务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并从几个不同方面对重庆的国民经济做出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金融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全年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第二金融服务业在实体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资源配置的作用，第三金融业的税收在市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中逐渐上升成为了税收的重要来源。
2009年3月，黄奇帆以重庆、西安、成都这三座城市的区域经济特点为基础，提出了“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旨在促进长江上游区域经济增长，重庆因其区域经济特点并作为直辖市有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将从金融发展为着力点促进“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发展。
随着近年来市政府对于金融的重视，重庆的金融产业的体系正逐步趋于完善，完善了以传统银行业为主体，逐渐发展以证券和保险等现代金融机构为辅助的配套金融机构，并以小微金融等以创新型金融服务机构作为补充的金融组织体系。市政府在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先后改组或新成立出了3家地方性的银行法人机构，分别为重庆银行、三峡银行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至2015年，全市共有104家法人银行机构（包含市级分行），各类银行机构的大量聚集，逐渐形成了一个体系趋于健全，功能不断丰富，行业有序竞争的局面。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实力也逐渐增强。2009年，位于重庆本土的西南证券成功借壳ST长运上市，作为重庆首家本土券商上市公司，其为重庆的证券市场健康快速有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重庆市市政府还积极筹建地方性小微贷款公司，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新型便利的融资平台。
本文旨在探索重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动态效率的影响程度，探索如果重庆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产生了影响，那么这些作用的影响程度有多大，以及在重庆经济、金融发展环境下，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如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动态效率的影响程度是怎样的，这些金融发展的因素与经济动态效率是否也有相应的因果关系。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可以清楚认识重庆金融发展与经济动态效率的联系，他们的典型性能让我们清晰的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找到金融发展可以影响经济动态效率的有力证据，从而认识到金融发展的影响本质，这样得出的结论对其他城市或者国家宏观层面也具有相当意义的启示意义。
本文选取重庆1996-2015年的年度数据试图探究重庆直辖以来的金融发展对重庆市宏观经济效率的影响，以Abel，Mankiw，Summers和Zeckhauser(1989)以Diamond(1965)模型推导出的所谓AMSZ准则来度量重庆经济的动态效率趋势，然后以W.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等理论以及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共识所提出的指标来度量金融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他著有《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根据前人的理论全面地将金融发展的相关因素归结为受到金融结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等因素的影响。在考察如何度量金融发展的问题时，他创造性的定义了金融相关比率这个指标，用来量化的度量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分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指标是用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来表示。[1]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三人在《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一文的研究中中提出了以下指标来度量金融发展程度，分别是信贷存量对GDP的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货币存量对GDP比率(货币化程度M2/GDP）以及经济的证券化比率(股票和债券的市值与GDP的比率)，用这三个定义的数据来度量中国金融发展水平。[4]
Odedokun，M.O.(1996)在印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用信贷存量与GDP之比的概念，用来银行机构的对帐单的资产方来量化经济增长的效率，定义为资金的运用效率；以货币存量与GDP之比的概念，用银行体系对帐单的负债方来量化对经济增长的效率，定义为资金来源的效率。[3]
曾国平和徐新方用协整的思想为理论基础，选取前文所提到的金融相关比率作为指标之一，然后定义了金融的规模水平、金融的发展水平，前者为金融机构贷存款的余额之比，后者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用着三个指标来量化度量金融的发展，然后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来检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效率之间的相关联系。[10]
考虑到上文所定义的金融相关比率等是基于全国范围内的定义，对重庆区域经济层面上的度量意义不大，又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所以本文重新定义了相关标准，主要从金融规模，运行效率以及发展水平三个方面考虑。
戈德史密斯教授所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是公认的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较好指标，但金融相关比率主要基于全国的宏观层面，本文主要基于重庆市区域经济条件，所以选用金融金融业的规模水平来代替量化比较可靠，即金融机构规模主要体现在金融业总产值与GDP的比值，即FIR=金融业全年生产总值/地区全年生产总值。
金融运行效率水平FE，表示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存款余额度量了金融机构存款的总量，金融运行对经济的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把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转化为投资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的。所以本文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即FE=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
在我国，一般将企事业单位及自然人向银行的借款称为贷款，但应还包括贴现、透支、押汇以及银行之间拆借头寸等，银行信贷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即金融机构信贷比率可以用度量对经济增长的发展水平的影响，将银行信贷存量也可以称为所谓的资金来源的运用效率，这也是一个量化金融效发展水平的较好指标，所以本文定义金融发展水平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全年生产总值，即FD=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地区全年生产总值。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是指经济的发展是否处在最优的增长条件下，即达到经济运行的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以Phelps(1961)的黄金律准则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为理论基础，国外学者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以及衡量标准对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测算。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共识，用于测度动态效率的主流方法有三种：第一种直接比较真实利率是不是大于经济增长率，从而判断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是否大于了增长的黄金律水平；二是比较的净资本报酬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大小；三直接比较经济某一段时期，计算总利润或总收益与总投资差。Abel等(1989)对以上的三个方法中的第三个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改良，把理论模型上的动态效率与现实经济的动态效率结合了起来，得出了一个度量经济是否处于帕累托最优的度量标准，即本文所引用的AMSZ准则。[1]
国内学者运用AMSZ准则做了大量研究。史永东与齐鹰飞(2002)两人使用了本文所提到的AMSZ准则，测算了全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证明了从全国来看，经济在1992-1998年是动态无效的。[13]侯绿林(2013)依照AMSZ准则，运用自己新定义的总资本收益计的算方式，重新计算了中国1993-2012期间的经济动态效率，得出了全国的经济动态效率在该时期是上下波动的，其中早期年份处于动态有效阶段，但随着中国依靠投资驱动的方式经济快速发展，这时中国经济发展动态效率是无效的，该结论说明全国的经济的动态效率与当时的投资率变动趋势是负向相关的。[9]袁志刚与何樟勇(2003)两人重新定义了数据的指标，利用当年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和当年经济增长率作为计算基础，重新计算了历年全国的经济的动态效率进。发现在1992年前企业投资收益率一直是大于全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得出了该时期经济是动态有效的结论；在1992-1998年全国经济增长率是大于企业投资收益率，得出了经济是动态无效的结论；在1999-2001年企业投资收益率又略微超过全国经济增长率，得到全国的经济运行状态有所回升的结论。[14]
基于国内学者的大量研究共识，本文依据AMSZ准则选取相关数据进行度量。考虑数据的易获得性及准确性，定义计算公式为：
总收益=GDP -间接税-劳动者报酬
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
这里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劳动者报酬由统计年鉴的定义是指劳动者本人当年从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中获得的全部报酬。资本形成总额是由统计年鉴定义为指经济单位在测算期内获得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后的净额，其中包含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额这两部分。
净收益=总收益-资本形成总额
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对数据可比性的影响，本文这里将净收益除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动态效率的指标即净收益率
公式为 净收益/GDP=总收益/GDP -资本形成/GDP
即 净收益率V=总收益率-资本形成率
三、描述分析
本文数据均来自历年重庆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本文所定义的金融发展规模FIR为重庆市金融业的生产总值与重庆市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由图可以看出直辖以来重庆市金融业对国民生产总值在2008年前是下降的，在2008年后金融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升高，并呈快速上升趋势。
本文所定义的金融运行效率FE为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的比值，由图可知重庆市的金融运行效率在2003年以前呈下降趋势，而后平稳的保持在0.8的比率左右。
FD定义为的金融机构信贷余额与全年生产总值的比值，在这里表现为上升的趋势，表示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呈扩张趋势，金融发展水平逐渐升温。
V为定义的经济动态效率，由图可知，重庆市经济动态效率在2002年之前为正，证明经济动态有效，而2002年之后却呈急剧下降趋势，并动态无效，在近年来才开始回升。
四、实证分析
选取重庆市1996-2015直辖近2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计量模型之前，必须先检验相关数据的平稳性。如果数据是平稳的，才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如果数据是非平稳，则检验各组数据间是否有均衡协整关系。所以本文采用ADF检验的方法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结果表明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时间序列的二阶差分是平稳的，表明序列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可以进行协整检验。而后进行的协整检验，是用于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准备本文建立的模型包含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所以选用的模型是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然后使用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但在建立模型之前，必须对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进行测算，根据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确定了VAR模型的最大滞后期为1，所以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的滞后期为1，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序列存在至多两个协整关系，因此各序列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然后对相关的时间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确定数据的因果关系，得出重庆金融发展规模FIR与金融运行效率FE为重庆经济运行动态效率V的格兰杰原因，但重庆市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V反而是重庆金融的发展水平FD的兰杰原因。最后使用脉冲响应的方法来分析数据的变化对经济动态效率的影响程度发现，发现重庆金融发展规模FIR与金融运行效率FE的弹性系数为正，而重庆金融的发展水平FD的弹性系数小于零。
在我们建立计量模型之前，必须先检测数据的平稳性。数据如果是平稳的，则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但如果数据如果是非平稳的，我们就检验各序列之间能否存在协整关系，在这里，本文采用的是ADF平稳性检验方法。对V、FIR、FE、FD的检验结果如下。
变量 ADF检验 滞后阶数 显著水平（临界值1%） P值 是否平稳
FIR -2.88 3 -3.92 0.07 非平稳
FIR2 -5.75 1 -3.92 0.0003 平稳
FE -2.99 2 -3.89 0.056 非平稳
FE2 -6.46 3 -4.00 0.0002 平稳
FD -1.03 2 -3.89 0.7172 非平稳
FD2 -7.36 1 -3.92 0.000 平稳
V -0.09 0 -3.83 0.759 非平稳
V2 -4.47 0 -3.89 0.0032 平稳
结果表明各序列是非平稳的，但而后对序列进行二阶差分以后是平稳的(见表)。由结果可知V、FIR、FE以及FD各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在其1%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即V、FIR、FE以及FD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表明二阶差分的序列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说明，V、FIR、FE以及FD序列均是二阶单整序列。因此，这些非平稳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要得到V、FIR、FE以及FD的VAR模型，必须首先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本文选用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使用以上原则来选择p值即滞后阶数。
由上图可知，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滞后长度检验得出滞后阶数P为1
整体的协整检验的中心思想是检验两组或多组数据是否存在一致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分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其检验的结果如下
迹检验
表4.1
最大特征根检验
表4.2
由表4.1和表4.2可以看出，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下，各变量之间存在至多两个协整关系。即V、FIR、FE以及FD各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标准化的Johansen协整关系为
V=0.0462*FIR-0.6345*FE-0.5747*FD
协整向量为 （1 0.0122 0.19206 0.09349）
说明在长期中金融发展规模FIR与经济动态效率V有正向趋势，金融运行效率及金融发展水平FD有反向趋势。由此可能说明在长期中随着重庆市金融业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会对经济动态效率产生积极的作用，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加，贷款使用得不到优化会对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压力从而使经济效率运行的动态效率降低。但协整检验并不能证明以上因果关系，以上的因果关系还需要经过检验才能成立。
由于协整只能检验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变量间是存在着均衡关系的。但并不能指出谁是因谁是果，所以本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判断因果关系，结果如下：
原假设 F统计量 P值 结果
FIR不是V的格兰杰原因 6.02793 0.0259 拒绝
V不是FIR的格兰杰原因 26.9538 0.905 接受
FE不是V的格兰杰原因 14.565 0.0015 拒绝
V不是FE的格兰杰原因 0.3683 0.5525 接受
FD不是V的格兰杰原因 0.1066 0.7483 接受
V不是FD的格兰杰原因 3.38315 0.0845 拒绝
表4.4
表4.4表示在重庆金融发展规模FIR和金融运行效率FE不是重庆经济运行动态效率V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相反却被接受，即说明前两者为第三者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发展水平FD是经济运行动态效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反而重庆经济运行效率是金融发展水平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没有被拒绝，即重庆市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反而会影响重庆金融的发展水平。
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了来自内生变量的一个标准差大小的信息的冲击对被冲击变量的当前和未来取值的趋势，以及其作用程度的变化。
下图是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分析的是经济动态效率V的响应函数图)，横轴代表的都是滞后阶数，滞后阶数设定为10期，纵轴分别代表经济发展动态效率V、金融发展规模FIR、金融运行效率FE以及金融发展水平FD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脉冲响应函数的图中，实线表示了标准脉冲函数，虚线表示响应函数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
由图可知，FE和FIR的弹性系数为正，而FD的弹性系数均为负。可见，在长期，金融机构的贷款与金融发展规模的冲击会促进经济的动态效率，金融业的产值扩大会对经济动态效率产生正向冲击，在1期内效果不大，在5期后达到最大，并缓慢衰减。金融运行效率FE，其对经济动态效率的冲击为正向冲击，在3期达到最大，并在10期左右影响衰减为0。金融发展水平FD对经济动态效率的影响为负的效果，其冲击在第5期到达最大，后缓慢衰减，说明金融机构信贷扩张并不会对经济动态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结论及启示
根据实证的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由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协整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重庆的金融发展确实对经济的动态效率产生了影响，在长期中，代表金融业发展规模的FIR会对经济的动态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说明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所发挥的中介，资源配置的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得益于近年市政府的对于金融的重视，经济的动态效率开始回升，重庆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健康有序。金融的运行效率FE及金融的发展水平FD都涉及金融机构信用贷款，由协整检验知其与经济动态效率的均衡关系为负相关，由重庆市直辖以来所面临的问题可知，这是由于直辖以来的金融机构信用贷款的飞速扩张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贷款配置不佳，政府部门所占比重过大等问题，虽然信贷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多数贷款用于政府部门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大，并且私人部门小微企业面临贷款难的问题，得益于年来市政府对于金融业的重视，重庆金融业不断完善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更多的金融机构贷款得到有效配置，经济的动态效率也得到回升。[5]
2.由脉冲响应函数可知，在短期中金融业的发展规模会对经济动态效率产生稳定的积极的影响，金融运行效率即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会对金融运行动态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但金融发展水平即金融机构贷款规模扩大会对经济动态效率产生不好的影响，由此可知，并不能盲目追求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大小，而应该保证信贷使用的效率，是更多的金融机构信用贷款能转给私人部门，使资源的到有效配置，增加经济发展的活力，使经济健康发展。[12]
金融发展确实会对经济的动态效率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必须保证金融有序的与经济动态相适应的健康发展，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了以下启示：
首先应该优化金融存贷款比例来提高金融运行效率，调整和优化金融机构存贷款是金融发展的关键所在。不能盲目追求扩大金融发展水平，盲目增加存款、贷款数量，要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例进行调整，缩小金融机构款存贷款余额的差值，同时优化其比例，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其次应该建立与各区域经济相适应的金融运行效率，对于重庆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主城区来说，应该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例，在保证贷款规模适当扩张的情况下，使得更多的贷款能用于经济建设中，而相对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落后的非主城地区来说，在提高其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前提下，优化存贷比率，充分发挥金融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所处的支撑地位。
再次金融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结构化不平衡，也不利于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出台的政策必须要适用相关地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让更多市民享受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促进资金的流动性，从而提高金融化程度。充分激发金融在资源配置的功能中的潜力，这是现代金融业发展的着力点，更是发挥金融支持供给侧改革的保障。
最后需要建立完备的金融市场，完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保险以及其他金融市场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公司并合理引进其他外来金融机构的入驻。这不仅是提高重庆金融业的规模的简单办法，还可以将更先进、更科学的金融理念引入重庆的金融业，从而为重庆金融发展提供创新思路，提高重庆金融业的整体实力和保持重庆金融有活力的发展，积极建设重庆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重庆经济发展提供更良好的平台。由于主城区的金融市场建设已经达到比较完全，应坚持以创新为导向，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适当引进外部更先进的相关金融机构来渝建立分支。同时为了完善非主城区的金融服务，政策应该引导相关金融机构在非主城的地区设立便捷的网点，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的金融活力，更好地为全民提供更加先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