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背景介绍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经济飞速发展，农村居民对政务信息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传统供给模式难以满足，需要寻求新的模式[1]。正如登哈特夫妇主张的“政府应先‘服务’而非掌舵”[2]，转型期，基层政府需要实现注重服务的转变，积极回应需求，农村电子政务正是加强基层服务的平台，应该成为基层工作的重心和基层改革、发展的措施[3]。

　　1.1农村电子政务回应需求发展的溯源

　　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文件《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互联网+政务”的举措将推动电子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建设服务型政府[4]。农村电子政务密切基层政府与农村居民的联系，农村服务型政府建设离不开农村电子政务。

　　从2014年农村互联网发展情况汇总报告可以看到，农村网民达1.78亿占27.5%，并且农村网民热衷网上评论的达7.5%高于城镇1.1个百分点[5]。在“互联网+”时代，公民评价已成为衡量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农村电子政务平台积极回应农村居民需求是实现基层“善治”的重要途径。

　　1.2研究的理论支撑与现实基础

　　服务型政府理论强调的“公共服务”指的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一项政府职责。同时，从基层治理变迁看，服务实现从“被动妥协”向“主动积极”的供给转变[6]。从“互联网+政务”的角度看，农村电子政务实现了严格封闭政府信息转向基层政务公开，也颠覆了传统的“金字塔型”的信息传递模式，实现从自上而下的推行向自下而上的蜕变，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基层治理的新篇章。

　　农村电子政务理论是在信息化背景下探索农村村务管理过程中逐步建立的，来源于实践，并仍在不断发展，因此研究和实践是辩证统一的。随着互联网的生活方式深入基层，农村居民需求日益增长，对电子政务内容和发展提出变革的要求。例如，浙江省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创新性基层服务就是在网络日趋一体化、淡化城乡地理格局差异的背景下，满足农民公共服务需求，通过电子政务来满足农村居民碎片化的信息和公共服务需求，也为其他地区农村电子政务发展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2.现状分析

　　政府职能实现被动向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转变，不仅仅是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认识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驱动，因此拥有独立又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也成了评价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5]。“互联网+”时代，电子政务打破了农村社会和城镇社会的地理隔阂，也成了城乡人口流动中流入地和流出地公共服务承接的纽带。为实现基层“善治”，农村电子政务也成为洞悉农村居民需求并积极回应需求的桥梁。

　　2.1农村电子政务需求确认

　　首先是需求主体，即农村基层社会中对电子政务有农业信息或公共服务需求的个人或组织。应该包括：①农村基层管理主体。包括乡镇一级党政机构、农业信息管理单位及政府涉农派出部门、乡村自治组织等，是农业信息资源的持有者和发布者;②服务需求的对象。包括涉农个、企业及非盈利组织等，且对信息的需求差异大，内容和方式也不同。由于“各自为政”现象由来已久，乡镇政府间横向沟通不完善，造成信息共享度低，使得涉农个人，包括农民、农民工、农业科研人员及政府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等，无法准确获得农业信息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需求内容，即满足个人或组织对农村电子政务的政务信息或公共服务需求。应该包含：①政务信息需求，也是最主要的内容，包括惠农政策、农产品市场准入等与农民休戚相关的农业相关政策解读;②公共服务信息需求，包括农村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服务等。由于缺乏对需求内容的差异性划分，使得乡镇企业难以第一时间获得与政府招投标有关的行政审批、法规、政策等，也不利于农民对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相关信息的获取。

　　2.2影响农村电子政务回应需求发展的因素

　　在“互联网+”时代，笔者认为影响我国农村电子政务发展回应需求发展的因素主要分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

　　不可控因素主要包含电子政务发展资金、硬件和农民态度问题，村级很少有电子政务专项资金，而且乡镇一级的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审批权，仅依靠政府单方面努力是不够的，这是首要因素;农村普遍存在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维护成本高，使得相互之间协调性差，缺乏合作，资源不能共享，建设水平低下，信息连通性差、地区隔断现象严重，使得大量平台使用率低或难以长期维持运行，需求表达受阻，这是实质因素;我国农村尚有很大一部分农民裹足于生计问题，买不起电脑等上网或难以支付昂贵的上网费用，有些农村居民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和自身无利害关系，缺乏热情甚至持冷漠、无视的态度，未表达需求，这是关键因素。

　　可控因素包含服务的质量、态度、效率问题，由于农村电子政务的网络化程度低，提供的服务跟不上需求发展，执行贯彻力度滞后;基层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佳、水平低，不能及时回应农村居民需求;“互联网+”时代要求基层管理主体既要懂网又要会用网，但很多管理不具备网上提供政务服务和网上沟通的能力，或者提供的信息不全和服务不周到，就会带来公共物品拥挤，成果见效缓慢，这也是牵制发展的重要因素。

　　3.促进农村电子政务回应需求发展的建议

　　在“互联网+”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把“为人民服务”发展到“为云端的‘网民’服务”。农村电子政务是基层管理主体和农村居民沟通的桥梁，其运行水平将直接影响基层管理的质量。同时，随着公共服务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双向推动，农村电子政务的发展也需要将基层管理与公共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并置身于城乡一体化的战略中[9]，实现城乡信息一体化。

　　3.1面对不可控因素的改进建议

　　首先，要充分发挥制度的影响力。一是针对农村居民的需求，将农村电子政务的信息服务、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通过委托代理、政府淡出等形式进行市场化改革，引入社会资本来弥补基层电子政务资金不足，完善硬件设施建设;二是在农村电子政务回应需求的发展中，希望有关部门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较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三是面对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最低社会救济制度的需求，希望基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能统筹平衡财政支出，尽可能将新增财政收入用于农村电子政务这样的公共服务投入。

　　其次，倡导多方合作。一是从农村实际出发，结合政府与企业或民间组织在农村电子政务需求而达成的政、产、学、研、企的合作，可以同时发挥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等多方的长处，更好的满足农村个人或组织多元化的需求;二是强调政、企合作，明确科学的目标定位和资源配置，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力促农村电子政务需求导向发展;三是充分发挥产、学、研的作用，综合市场和需求主体的需求程度，结合高校或研究机构对农村电子政务硬件、软件和数据的支持和维护，加强把握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促进可持续发展。

　　最后，从农村居民态度出发。一是农村电子政务回应需求的方式正在渐渐向网上回应靠拢，希望让农民群众也成为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受益主体，坚持“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由农民共享”。二是，针对不同的需求主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内容或同一内容的需求层次不同，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根据农村居民的生活偏好定制合适的基层公共服务，回应农村居民的个性化需求。

　　3.2面对不可控因素的改进建议：

　　首先，主动公开政务信息，鼓励农民参与。互联网不仅便于信息传播，更便于沟通，掀起一场“网络问政”的新革命。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微博政务遍地开花，实现了从“要我公开”到“我要公开”的转变。从我国政府在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上变得更加主动和透明，基层管理者也积极通过农村电子政务平台公开涉及环境保护、公开决策、土地流转等信息，保障基层网络民意表达、对话渠道，鼓励农民参与，强化乡镇政府农村电子政务的服务能力，根据需求制定短期和长期目标，优化政务信息，实现网上和现实工作流程紧密结合，打造网上、网下统一的服务平台。

　　其次，构建网络沟通桥梁，提升软实力。网络沟通促进了政府工作创新，上网交心、下网服务，网上问题，下网解决，正成为一种领导干部的执政新方式。基层管理要求领导班子以“态度”取胜，秉承谦虚、诚恳，负责任的态度，珍惜农村居民和农村网民的信任，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用信息公开瓦解农民猜测，化解突发危机，从单纯的政法思维向综合思维转变，以“现场”取胜。希望广大基层管理者，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对待农村居民和农村网民的信任。

　　最后，增强网络意识，服务新起点。需要培养广大基层管理人员网络意识，能够通过运用互联网的优势更好地回应农村居民需求，促进基层“善治”。同时，需要培养广大基层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面向广大农村居民，联系农村实际，先是集中式服务，再到个性化服务，逐步回应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勇于承担责任，直面基层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复杂问题，提高自身素质和公共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