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经济独立意识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2］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生理需求，只有解决了个人的衣食住行，才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才有资格追求理想，而个人的生存是与经济独立密不可分的。
《伤逝》中的子君在与涓生同居后从未想过自己作为知识女性也可以出门在外找一份工作，同涓生共同维持这个家、这份爱，而不是沉溺于小家庭中，经济上不独立。所以当涓生失去工作后，他们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时，自私虚伪的涓生就把生活中的不如意归在了子君身上，将两人的感情定义为：“盲目的爱,而将别人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1］p54。涓生的“我已经不再爱你了”，将真实重担卸给了子君，无疑给子君以致命的打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1］54子君和涓生生活无法持续，爱情就不可言说了，在当时的环境中，涓生都要失业，而作为曾接受“五四”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子君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在遭到涓生的抛弃后，只能回到父亲的家中，在无爱的人间结束自己的生命。鲁迅曾在杂文《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说：“所以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认为所有的好明目就都是空话。”［5］由此可见，经济独立对女性的重要程度。倘若被抛弃后的子君，能有机会去社会上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或许她的人生不会如此短暂。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子君的爱情悲剧是经济原因，那么80年代生活富足的子君还会发生悲剧吗？结果还是一样的，只是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情况，丈夫外遇，子君却一无所知，当涓生宣布不再爱她并要离婚时，活在自我“幸福陶醉”中的子君才开始面对现实。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与涓生离婚前的子君在家中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当在职场打拼的女友唐晶劝她不要放弃工作，她却抗议道：“有一份职业也不见得对社会、人民有大贡献。”［6］p09这时我们看到的子君，还是《伤逝》里面那个经济上不独立，事事依附涓生而活的家庭主妇。就连自己的女儿安儿都说：“你辛苦吗？我不觉得，我觉得你除了喝茶逛街之外，什么也没做过。家里的事都是萍姐和美姬做的，钱是爸爸赚的，过节祖母与外婆都来帮忙，我们的功课有补习老师，爸爸自己照顾自己。妈妈，你做过什么？”［6］p13自己的妹妹也说“五谷不分，又不图上进，要当心点才好。”经济上不独立，思想上不上进，整个人都变得寡淡无味，像个光鲜亮丽的雕像，可以当摆设。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试问这样一个经济不独立、思想不上进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并不能，子君被离婚被抛弃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亦舒在《我的前半生》着重于离婚后子君形象塑造，也就是婚变后子君的生存探索之路。离婚后的子君并不需要回父亲的家，而是走进了社会，在女友唐晶的帮助下开始求职之路，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每天挤公交、上班，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奔波的劳累。经济上独立自强，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精神上也不断成长，找到了自我价值，从失败的婚姻走了出来，最终还获得了真正美好的爱情。八十年代的子君在离婚后走的是一条重生的路，一条在经济独立下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人格独立之路。只有经济上独立了其他一切都会慢慢找回。
鲁迅和亦舒笔下的子君与涓生结合后，都不自觉的受传统封建观念的影响，经济上不独立，对男人强烈的依附性。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其批判是超前的；而亦舒在批判的同时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女性解放之路——经济上独立自强。可见两代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探索。
3.3 人际交往意识
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关系。在影响子君的人际关系中两部作品都有涓生、父母，而《我的前半生》中，子君人际关系还包括了子女和朋友。其中两部作品中的涓生和子君父母对子君的态度大致相似，其他人际关系特别是亦舒在作品中特别强调“姐妹情谊”，对八十年代的子君命运影响是重大的。
《我的前半生》中亦舒为离异后的子君设计了一条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人格独立之路，而引路的明灯就是女性间的深厚友谊，即现代女性主义所宣扬的“姐妹情谊”。而《伤逝》中，女性间的友谊是被漠视的，子君和作品中仅有的一两位女性关系是淡漠的，甚至还有些矛盾“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1］p52作品中子君与其他女性没有一点温情而言，可想子君在遭到涓生抛弃后，如果得到一点女性之间的关怀，也不至于凄然离去。《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是幸运的，即使结婚十三年，每天过着富太太生活，从未想过上进，作为都市女强人的唐晶一直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在她遭到涓生的抛弃，处在人生在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身旁也有女友唐晶的安慰和鼓励，并使她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找会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知道了后半生该走的路。而且在此过程中为了使脱离社会十几年、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子君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找到工作而造假简历，甚至在穿着打扮各方面，唐晶均给与以热情的帮助，子君一度把唐晶作为偶像而存在。可以说子君能够重新站起来，没有好友唐晶的帮助是难以做到的。
在子女方面，《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没有孩子，所以在离开涓生后，她是孤独的，生活上没有牵挂，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人们对她的“叛逆”都持轻蔑的态度，反对和迫害都来不及，是不会同情她的，她的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我的前半生》中子君有着一对可爱的儿女，特别是婚后女儿的安慰与支持给她带来无尽的温暖，激发了她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她有勇气更好地生活下去。婚后的子君在工作上也得到了同事的关心和帮助，并使她在事业中找回自我价值。这些都是《伤逝》中子君无法比拟的。
一个人要有正确的意识，这样即使生活暂时不如意，后来也会慢慢变好，离婚后两代子君截然不同的命运与他们个人的自我意识有着密切关联。也看出两位作者对当时社会深刻的认识，对女性意识、女性生存道路的探索。
4 叙事视角造就个人命运
叙事视角，是小说叙事者所立足的点和观察的角度，视角隐含着叙事者的叙事判断和价值取向，看叙述者从什么样的人物立场来言说。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叙事角度下会有着不同的面貌。当我们从性别角度来看时，就有女性叙事视角和男性叙事视角，不同的性别视角所呈现的面貌会与各自的性别密切相关。鲁迅的《伤逝》采用的是男性视角，是涓生的忏悔；亦舒的《我的前半生》采用的是女性视角，是子君的言说。
4.1男性视角——涓生的忏悔
鲁迅《伤逝》的副标题为“涓生的手记”，是以第一人称来叙事的，小说以涓生为言说主体，表达涓生心中的忏悔，文章开篇就写到：“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1］p45在涓生的手记中回忆了与子君相处的点点滴滴，与子君热恋时的相爱、相知（虽然只是片面的），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1］46但在男性涓生的视角下，子君很多方面都没有展现出来，她的内心情感，内心活动都是残缺的，大多时候都是涓生在说，子君在点头，明显地缺少主体性而显现出依附性。当被抛弃的子君离开吉兆胡同时，给涓生留下了所剩无几的生活材料和仅有的铜钱，这时子君的内心活动是怎样的，由于男性视角的局限性，并没有描写出来；就连子君的死涓生都是从他人口中才知道的，这其中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挣扎，她又是如何死去的，我们都无从知晓。涓生所忏悔的，无非是明知子君离开自己后将面对众人的白眼、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会生活在无爱的人间，却仍为自救而抛弃子君，致成子君的毁灭，他只是为自己心灵的不安而忏悔。《伤逝》采用男性视角，有着作者自身复杂而矛盾的人生体验，作者的视角造成了作为女性子君的悲剧，作品中还有着关于社会和人生的哲理，以及对封建传统观念与女性意识的审视，体现出作者对社会问题和女性解放问题的关注。
4.2女性视角——子君的言说
亦舒《我的前半生》是以女性视角子君为第一人称叙述的。站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那些曾束缚女性的传统观念已不复存在，而新的女性问题也随之而来，女性如何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自存的问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作品《我的前半生》由《伤逝》中男性视角变为女性视角，子君也由《伤逝》中被涓生言说到自己言说，由一个依附性的“他者”成长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关于这部作品最令人惊讶的是作者亦舒，她拟的书名让人不由得想到末代皇帝溥仪的书名，而作品的主人公命名也直接用的是《伤逝》中的男女主人公名字，素材是一样的，只是处理不同写出了新的时代内容。《我的前半生》通过子君的言说讲述了子君在爱情、婚姻上面临的困境和选择，以及如何面对这些困境和选择的。小说的开始部分，作者就将我们带入子君要被离婚的困境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她如何才能自存？通过子君的言说，我们看到了一条从离婚的困境中走出来的，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求生之路，表现出时代的进步与女性意识的觉醒。从创作意图上说，亦舒续写了子君的香港故事，探索现代社会女性的生存和命运，也有对女性弱点进行了反思，表现了关切女性精神成长的主题；从人们的阅读角度来看，这些相似的切入点，势必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愿意了解作者笔下子君的命运，她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困境的，并从中获得启迪和思索。而且在亦舒的笔下，子君能走出困境，身边女性起着无可厚非的地位，女友唐晶、妹妹子群和女儿安儿相应地在经济、精神上给予以安慰和支持。可见女性之间的互帮互助，女性意识的觉醒，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甚至能拯救一个人的命运，这是男性视角所忽视的。亦舒认为“鲁迅笔下20年代子君和涓生的悲剧，到了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还不断在重演，不同的是，20年代子君和涓生还没来得及在思想和经济上做好足够的准备，社会也没为他们提供条件；而80年代子君和涓生的矛盾冲突以及子君的悲喜剧，就关系到当代女性的自立和尊严问题了。”［7］与《伤逝》的男性视角相较，亦舒所选的女性视角有诸多方面优势，更有利于表现女性的心理，表现女性在都市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和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成长。
结 论
综上所述，鲁迅和亦舒笔下子君命运的不同，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个人的自我意识差异，两位作家叙事视角各异有着密切联系，也可见两位作家对所处时代深刻的认识，对女性意识、女性道路的关注和探索。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有子君这样的女性存在，在无意识中走着子君的路，即使独立意识再强烈的时代女性，在面对爱情和亲情时，总会有柔弱的一面。所以鲁迅和亦舒笔下的“子君”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通现象存在于中国社会，当我们面临作品中子君所处的困境时，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两代子君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和极有价值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