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威尔逊的研究主要有：一系列玛丽•麦卡锡所写或是关于她的传记和回忆录(其中威尔逊以无赖的形象出现);乔弗里•麦尔斯(Jeffrey Meyers)所写的备受评论界关注的传记;怀俄明大学英语教授刘易斯 M • 达伯尼在2005年9月出版的传记《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人生》(Edmund Wilson: A Life in Literature)。国内对于威尔逊的研究主要有：梁建东于2011年提交的苏州大学学年论文《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批评研究》;梁建东、章颜所著的于2012年7月出版的《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邵珊于2013年7月出版的《埃德蒙·威尔逊》。
国内外对其研究主要是他的个人传记或者他的文学批判研究，多是从威尔逊的生平，著作以及其文学批评的风格等角度来写威尔逊，而很少涉及他批评的内容，也不苛求他部分批判理论的真实性。埃德蒙·威尔逊在《到芬兰车站》一书中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的辩证法，将其称作“神话”，而对威尔逊批判马克思辩证法的这些观点，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回应。本文则是直指他的《到芬兰车站》一书中“辩证法的神话”一章，通过对《到芬兰车站》的解读，从威尔逊的生平简介入手，揭示了他对马克思辩证法、唯物主义概念以及革命理论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威尔逊的批判做出了回应和反击，希望能够为我们深化当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一、埃德蒙•威尔逊生平简介及背景
作为20世纪美国著名的评论家和作家，威尔逊并不是很喜欢评论家这个称谓，因为他觉得这个称呼大多数时候似乎含有一种嘲讽的意味。因此他选择努力拓展自己批评的领域和范围，尝试让自己的评论作品容纳各种形式的写作和社会内容。与其他批评家致力于制造各种观念的写作不同，威尔逊更钟情于化观念为行动。他十分赞同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到芬兰车站》中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作传。
在文学评论上，威尔逊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影响，认为创造力来自精神创伤，并强调文学著作不应当脱离现实和公众的生活，只有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著作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在政治和哲学方面，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后盾，分析当前美国的社会现象，并对美国与前苏联两种民主制度做出比较性研究;而四十年代所写的《到芬兰车站》则以革命为线索，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
他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的写作者。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整个美国陷入破产和苦难的深渊当中，这使他察觉到了这个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可能潜在的危机。因此，从1930年到1934年，威尔逊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美国各处走访，报导和记录政治和工业生产方面的事件，利用自己记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记录下了二十世纪三十年美国的真实历史和文化发展状况，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并极力寻求能改变国家危机的新的的政治方案。而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吸引了威尔逊的目光。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分析，就仿佛对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一种适时且恰到好处的理论回应。为了更加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真相，1935年，他到俄国进行了五个月的实地考察，对苏联斯大林统治之下的俄国革命又有了新的认识。《到芬兰车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作的。
《到芬兰车站》出版于1940年，这是一个不是很合时宜的年份。苏联斯大林的残暴统治和大清洗运动的消息传遍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成果似乎导致了一个暴君独裁分子的专政统治。然而威尔逊依然选择出版这本书，因为在他看来，历史钟情于行动者，钟情于那些将观念应用于现实来改变世界的人们。这就是他写作《到芬兰车站》的初衷，正如列宁的那句名言，经历革命要比书写革命更有益。不管十月革命后发生了什么，至少在马克思、列宁等人身上，威尔逊看到了一种可以把历史观念、历史写作变为历史行动进而主宰历史的行动者的榜样。
威尔逊认为，马克思从事的工作，从革命的观点看，在当时确有其重要性。威尔逊在这一部分谈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然而其对辩证法大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二、威尔逊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
威尔逊在评论时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评判标准，既不刻意夸赞，也不曲意逢迎。写《到芬兰车站》这本书时，威尔逊也是努力站在一个不偏不倚的角度的——既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开创性贡献，又揭示它们潜在的危险。威尔逊其实总体上是对马克思持褒扬态度的，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功绩。马克思理想中的“人与目的的结合”，实现方式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在1929年美国陷入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危机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比“指出一种可能性”更为宝贵的了，更何况，俄国人还在列宁的领导下去实践了。读《到芬兰车站》，更应该予以注意的是此书的副标题“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历史是威尔逊的真正主题，威尔逊没有忽略马克思的历史功绩：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的工作，从革命的观点看，在当时确有其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写作走向历史行动，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通过一个民族的集体活动完成了一段历史。”[1]
然而威尔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有着不同理解，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
(一)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中，威尔逊批判了马克思的辩证法
马克恩格斯的辩证法概念来自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在这里威尔逊褒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比之黑格尔有进步之处。《到芬兰车站》的副标题是“历史写作与行动研究”，然而威尔逊相对“历史写作”来说，更注重的是“历史行动”。威尔逊认为，马克思撷取黑格尔的变迁原理，且将其行动投向未来，批判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创建新的共产主义的创想，表达了从历史写作转向历史行动的意愿，这是黑格尔所未尝做到的。
然而威尔逊对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持批判态度的。威尔逊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来自黑格尔以及德国空想社会主义，有神秘主义、理想主义的色彩，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问题在于从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采用了某种足以阻碍我们上述论点的东西：他们采用了黑格尔辩证法。从他们把辩证法纳入其半唯物主义系统那一刻起，他们就创造了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2]威尔逊批判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能说明辩证法具有普适价值，也即不能证明辩证法存在于所有自然过程之中。
辩证法是被神化了，“辩证法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神性的人格，只有人类历史。”[3]威尔逊认为，“辩证法简化了整个画面：把复杂的社会浓缩为正与反两个阵营，不但肯定斗争即将成功，而且亦将一劳永逸。辩证法象征着一股颠覆旧社会的新生力量，同时也代表打击野蛮和混乱的团结良知，它更取代了以前旧式的口号：‘打倒暴君!还我自由!’——他们认定革命乃是一种历史的有机发展，一股颠覆力量正蓄势待发，而且志在必得。”[4]威尔逊觉得这就是一种把德国意志观念推向行动的做法，辩证法成了一种半身姿态的历史法则，革命必将胜利，“他已经预见无产阶级是辩证法所选定的斗争工具，而且胜利必然可以预见，他摆出一副超人的姿态。”[5]“马克思挟其强烈的道德观及宏大的国际观，试图把原始的德国意志观念推向一种实际行动，以带给人类繁荣、幸福以及自由。然而一旦此一行动在辩证法的伪装之下，扯上了半身姿态的历史法则，把人类对自身思想、抉择和行动的责任都诿诸此一历史法则——我们现今所处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堕落阶段——那么它就成为暴君压迫人民的工具了。”[6]在威尔逊看来，即使辩证法思想引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革命果实在辩证法的神话的笼罩下，也会成为暴君压迫人民的工具，马克思的思想接近德国帝国主义，不相信人类的兄弟爱。
(二)威尔逊批判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
在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威尔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历史的变迁的起源”的问题上站在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相对的立场上得到“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的，“黑格尔在哲学上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历史的变迁乃是起源于‘绝对理念’在物质世界中一种进化的自我实现所带来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黑格尔翻转过来，拿他出来大作文章一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成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7]。
威尔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半唯物主义，他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有关。“当我们听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时，我们第一个印象是——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是这种印象的始作俑者——一棵树，其根部是生产部门，树干是社会关系，树枝(或者说是‘上层建筑’)是法律、政治、哲学、宗教及艺术等它们和树干及根部的真正关系则由“意识形态的”叶子加以掩饰。但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意思，他们认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活动并非只是经济要素的反映。。。同时他们(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活动)的工作和经济方面的关系又是非常间接而模糊，但他们各自之间的互相作用确是很直接的，甚至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的基础。”在威尔逊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关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威尔逊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所有的观念都与人有关，而且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其所以产生必然是奠定在人与其特定物质环境的关系之上，然而在这里，存在一个矛盾的点，“他们的观念中有一点很重要而具启发性的是，他们认定人类精神透过理性的运用可以掌握其兽性的一面”，而“如果我们读1845年到1846年之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书中充满讥诮笔调——我们会发现我们获得的印象似乎是，人们所想的和所做的几乎全是源于其最粗陋的需要。”[8]威尔逊因此对经济动机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产生了质疑，“我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指出艺术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必然关系，马克思在这方面始终无法自圆其说。”[9]经济的决定作用并不能时时发挥作用，许多上层建筑的部分如艺术、法律等与物质发展水平并不符合。威尔逊质疑经济是否是社会关系的决定要素，马克思恩格斯虽指出经济不是唯一决定要素，却无法说明其他要素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必然关系。
(三)威尔逊批判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威尔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意识形态如何推动阶级斗争的进展”的问题作出回答。
威尔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上层建筑也即意识形态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问题没有解释清楚，上层建筑也即意识形态的作用没有被明确。“我们知道，他们倡导阶级的意识形态，主要目标就是在提升无产阶级的权益，但他们从未想要刻意标榜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在效能上到底和别人有何不同。”[10]“恩格斯留给我们的最后看法是(1890年9月21日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虽然经济要素‘未必是唯一的决定要素’，但是‘在历史上，实际生活中的生产以及再生产，终究还是成为绝对要素’。可是一种法律制度或一种文学性文化的产生难道没有价值吗?”总之，“关于人的直觉创作意志和人为求生存的盲目斗争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只是简单地用三言两语加以概述”，而并未明确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可以如何带动阶级斗争的进展。
三、对威尔逊批判的反批判
(一)威尔逊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细想来，在“辩证法的神话”中,威尔逊对辩证法的观点无非是：马克恩格斯的辩证法概念来自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因为马克思辩证法也就带上了神秘主义、理想主义的色彩。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学的三段论，而且这种论断无疑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正反合理论”的模式并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费希特的辩证法。而“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创，而是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死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时才提出的，恩格斯事实上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
而其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来自黑格尔以及德国空想社会主义，有神秘主义、理想主义的色彩，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这种观点无疑是有误的。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优秀成果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确实部分继承自黑格尔，但是并没有全盘接收，在理论上，他们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它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哲学家，他提出了关于矛盾是发展的内在源泉的思想，以及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思想，和发展形式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还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过程，揭示了概念的矛盾运动。这是黑格尔对辩证法所作的重要贡献，是他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可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本末倒置的，它的表现形式才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谨依此判定马克思辩证法带有神秘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显然是片面的、不合理的。马克思实际上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颠倒，将其成果称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称：“同黑格尔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比较集中而直接地体现马克思自己对辩证法论述的文本是《资本论》，在此书中，马克思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涵，还阐释了他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和关联。“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明确告诉人们，他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对立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这个对立的根本所在，是如何看待“观念”和“现实事物”的关系。
威尔逊批判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能说明辩证法具有普适价值，也即不能证明辩证法存在于所有自然过程之中。这种理解也是不准确的，辩证法与各自然过程各门科学并非毫无联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通过沿用黑格尔的法则“从量变到质变”的法则，并借助“运动的基本形式”理论，努力来把辩证法思想融入到各门科学之中，“辩证法作为科学”，“阐明辩证法这门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11]。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向自然科学和自然过程等，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开放体系。
而威尔逊认为，辩证法被神化了，辩证法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神性的人格，只有人类历史，这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正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早就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并没有成就什么，也未拥有过什么，根本没战斗过什么。只有人——活生生的人——真正在活动，真正在战斗和拥有一切。绝对不是历史在利用人去达成其目标，‘历史’什么都不是，只是人追逐目标的一种活动而已。”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才是马克思强调的的重点。“辩证法成了一种半身姿态的历史法则”以及“革命果实在辩证法的神话的笼罩下，也会成为暴君压迫人民的工具”的说法则明显是把苏联的斯大林专政统治归咎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甚至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威尔逊对辩证法被神化的阐释存在几个误区：马克思是否是简单通过辩证法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专政还是领袖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否背离民主并导致专制?马克思并非是简单地通过正反合的辩证法思想得到“资本主义必将走向衰灭、无产阶级必然登上历史舞台、共产主义社会必将来临”的结论的。马克思一直说的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政党专政，而不是某一个人专政。一般情况下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敌对阶级实行的强力统治。威尔逊显然是没有弄清这几点而产生了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