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威尔逊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概念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一观念的理解上，威尔逊存在明显的误区。马克思曾在一段话中对经济基础的含义作了更为详尽的表述，这段话也就成为他的比喻的经典式的表述方式：“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由此可见，经济并不被看作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生产结合或物质条件;它倒不如说是一种由人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阶级关系的总和。然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要比上面的表述更为复杂。马克思断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 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3]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会被人曲解为经济简化论的一种形式。威尔逊就是落入了经济简化论的圈套。

　　而对于威尔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上层建筑也即意识形态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问题没有解释清楚，“没有说明他们的‘意识形态’在效能上到底和别人有何不同。”的批判，马克思无疑是不赞同的。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虽然根源于社会存在，但它一经产生，便具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具有特殊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的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变化总是表现为超前或滞后两种情况，并不完全同步;第二，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这种继承性使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具有特殊性，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民族传统;第三，意识形态之间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且相互渗透;第四，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就在于，它把不同集团、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内化为人的思想、情感，以支配人们的行动，从而影响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意识形态是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的上层建筑，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反对以经济简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恩格斯晚年在论述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回顾唯物史观创立的过程中，阐明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经济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他在强调经济的“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指出这种决定作用仍然只能“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14]上层建筑作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够产生影响并对基础发生“反作用”。[15]恩格斯还进一步把具有实际影响的不同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表述为上层建筑诸成分之间及其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6]

　　(三)威尔逊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也就是没有对“意识形态如何推动阶级斗争的进展”的问题作出回答。这一观点无疑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干净利落地从形上沉思跳到现实实践，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这一连串人物，为当时的历史缔造的了“变化”，指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俄国人还在列宁的领导下去实践了。

　　然而威尔逊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是持批判态度，原因与《到芬兰车站》的创作背景有关。《到芬兰车站》一书著于威尔逊到俄国进行了五个月的实地考察之后，这五个月的所见所闻并不如想象般美好。威尔逊批判革命论的直接原因就是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他看到了苏联斯大林的统治在掩藏下“共产主义”名号下的暴君专政色彩，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及其高呼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将来临”口号产生质疑，认为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因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认为辩证法是“神话”。

　　威尔逊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是造成暴君专政统治的罪魁祸首，批判辩证法的思想，因此《到芬兰车站》一书也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处戛然而止，列宁到达了芬兰车站回到俄国领导革命，故事就结束了：“1917年的列宁，带着辩证法包装着的维柯的上帝的残余，从流亡之地会到俄国。他正处在一个伟大时刻的前夜，人类第一次，手上握着历史哲学的钥匙，要打开历史的锁。”而没有把接下来的俄国革命及斯大林等统治者容纳在内。

　　马克思恩格斯相逢，合作，先是写文章，写《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是他们社会主义观念认识与形成的阶段。《共产党宣言》是分水岭，在此之后，借着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他们投身于实际行动中，“参与创造历史”。1848革命失败，他们退回书房内，继续书写历史、完善理论，最后完成了巨著《资本论》，用抽象到极致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背书。这一阶段，他们已逐渐成为革命导师，他们的参与历史，更多地是通过指导行动者、为行动者提供理论依据和乌托邦希望的方式完成，这是写作和行动兼具的时期。马克思的理论被列宁继承，并用理论掀起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主义史上林林总总的人物，他们所掀起的“变化”，最终在列宁的率领下，通过一个民族的集体行动而完成了一段历史，此即马克思理想中的“人与目的的结合”，实现方式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列宁的时期是纯粹的行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早已成型，在欧洲已然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这个理论体系还能生出无限多的可能性，各种行动者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自己的行动依据，马克思主义“成为人类世界战斗的绝佳武器”。

　　四、威尔逊辩证法观点局限性的原因

　　(一)威尔逊陷入了历史决定论的圈套

　　正如它的副标题那样——“历史写作与行动研究”，历史是《到芬兰车站》这本书的真正主人。威尔逊看出了马克思将历史理想化的局限性，他把这种历史的概念描述为在任何给出的历史时期中的明确观点。与马恩列一样，威尔逊也相信历史是有意图的，有计划的，众人的行动，不管是理论家还是革命家，是书斋学者还是沙场战士，都早已被历史安放在它的沙盘里面。而且，各个孤立的事件之间都有影响乃至决定关系：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长远的角度看,它预示着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而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是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的“掘墓人”。

　　历史决定论，在苏联和东欧政权垮台之后一直灰头土脸——其实它的危机早已降临了，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有讲到这一点。然而，《到芬兰车站》引导它的读者去了解与思考，为什么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欧洲有那么多人期待着变化出现，并且合力促成转折的发生?

　　威尔逊无疑是不赞同一种绝对的决定论的。威尔逊的评论作品大多主要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因此，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社会与政治批评。他认为任何强制性地推行某一信念的做法都可能会给文学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文学艺术工作和主流的意识形态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的联系，文学艺术的创作不能简单地遵守教条的文化政策，可斯大林却对艺术和社会间的复杂联系进行了简单粗暴的干涉，他“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产生杰作”的做法只会给苏联的艺术带来巨大的伤害，“而这种做法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威尔逊断然地拒绝把它视为‘文学的历史批评的一个方面。’”[17]

　　其实，威尔逊的理论自身有着明显的弊端。威尔逊虽然批判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但是他自己也陷入了历史决定论的圈套。在威尔逊的文学批评中，时代精神、历史命运是关键词。在《到芬兰车站》中，他嘲讽地说，德国人不断产生创造神话的天才，像从康德的“无上律令”，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世界精神”等，不但主导了当时德国人的心灵，而且还像传说中的神一样缠绕住整个欧洲。其实，这些神话更牢牢地缠住了威尔逊。“在黑格尔看来，普鲁士国家体现了世界历史的巅峰;在威尔逊看来，顶峰一定是苏联。”[18]威尔逊选择接受历史决定论——至少是“历史有计划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一样，威尔逊也相信历史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众人的行动，不管是理论家还是革命家，是书斋学者还是沙场战士，都早已被历史安放在它的沙盘里面。而且，各个孤立的事件之间都有影响乃至决定关系：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是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的‘掘墓人’。”[19]

　　(二)威尔逊所处时代的历史原因

　　1929年到1933年是威尔逊目光转向共产主义的一个导火索。众所周知，1929-1933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经济萧条程度排名前几的经济大萧条，这次经济大萧条带给美国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甚至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有人都面临着破产、饿肚子的状况。然而同一时期远在东欧的苏联，实行着社会主义的政策，没有进入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接轨，所以一旦没有受到大危机的侵害，反而借大危机发展了自己，大发了一笔横财。于是一些带有激进色彩的词汇，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等，开始进入美国人包括威尔逊的视野，一部分人开始思考美国是否向苏联学习，实行苏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

　　和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威尔逊亦认为美国需要一场来自社会主义理念的洗礼，但是与此同时，威尔逊并没有寻求加入激进的左翼党派组织，他只是对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理念有所向往，却并不愿执行美共的命令，因为他所认同的是“不在政党名义之下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1935年威尔逊争取到一家基金会的资助，赴苏联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写作《到芬兰车站》。此时，他对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崇拜达到顶峰。然而，苏联在大危机中虽然得到了丰厚的收益，领导人却错误地总结了大危机的经验，不仅宣称大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错误地把1929-1933年大危机和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很快灭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错误地以为断绝和国际经济联系、断绝和市场经济联系的社会主义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而且加紧建设所谓的现代化道路，将苏联与市场经济隔绝起来，这一模式恰恰是导致苏联90年代瓦解根本的经济原因。因此到了苏联的威尔逊，索然目睹了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社会及其人民生活状况，也印证了他从前认为的，俄国人拥有很多美国人所赞赏的品质：与理想结合的高效率和节约，在自豪的热烈气氛中共同行动，干大事，“你在苏联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道德的巅峰。”但令威尔逊失望的是，虽然当时大清洗还未开始，但5个月的见闻已让他领教了斯大林的本质，怀疑起苏联的制度：他并没有发现十月革命或是苏联五年计划后，俄国传统的专制和暴虐政治有了改善，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也还未称得上完美。四年后，由于苏联肃反、与希特勒签订条约等，回国后，威尔逊的革命激情开始慢慢淡去，威因失望停止了《到芬兰车站》的写作。对他而言，来到列宁格勒的芬兰车站是一种思想上的朝圣之旅，但很快，这种充满激情的浪漫之旅却又戛然而止，令他颇为惆怅。

　　(三)威尔逊对政治和文学区别对待，本末倒置

　　《到芬兰车站》是一本杂糅而有趣的书。对很多专业的历史学者而言，《到芬兰车站》是不够严谨的，论述上过于文学化，乔治·斯坦纳就曾评价：“《到芬兰车站》本身具有诗学形式的强烈遗迹——但恰恰这种结合文学化的历史写作让这本书具有了一种非常奇妙地阅读感受。”与其说这是一本历史评论，倒不如这是一本小说。唯一不同的是，威尔逊搜集的大量资料，让这些思想以及思想背后的人与他们的时代紧密地嵌在一起。在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他们各有不同的面目，不同的风采，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魅力影响着我们。

　　由此可见，威尔逊对政治和文学区别对待，他的评论主要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与政治批评。然而无论如何，威尔逊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能做的就是充分揭示艺术作品的起源和社会意义。在他这里，文学性永远是第一位的，相对来说更为重要。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是，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便如威尔逊所言，“我们就根本不是撰写文学批评，而仅仅是文学文本里反映的社会史或政治史，或着眼于过去时代的心理个案记录”。社会历史批评的评判尺度，则主要是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威尔逊认为，文学批评“是观察人类意念与想象如何被环境塑造的一种历史”。为此，批评家不仅需要敏锐的历史意识和科学的研究能力，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使批评活动成为艺术的再创造，并向文化和文明递进。

　　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哲学，通过它可以对文学形成一种新颖、有效的理解，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还忽略了唯物主义美学的内在含义。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对文学的辩护反而损害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理解。”[20]这使他支持马克思主义，但却反对唯物辩证法，在思想上并不认同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他认为文学艺术工作和主流的意识形态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直接的关系。很明显威尔逊对历史力量和艺术之间不确定关系的理解没有抓住马克思的要领。

　　甚至于说威尔逊是文学批评家有点委曲求全，除非我们重新定义文学批评的含义。大多数时候，他自认为是一个记者，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写给商业杂志的。他大多数书都是由写给媒体的文章集结而成的。许多人都会好奇，为什么威尔逊为了《到芬兰车站》这本书他耗时多年，还为了它学习德语与俄语，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威尔逊是个作家,他想要表现出一个好故事，威尔逊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能做的就是充分揭示艺术作品的起源和社会意义。这是一本融合了文学的笔法、思想家的生平与八卦和历史写作意识，多重题材杂糅的文本实验。

　　(四)威尔逊在哲学性上严谨性的不足

　　其实，威尔逊的批判存在误区的原因是，他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只抓住其中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一部分。他是一个20世纪美国著名的评论家和作家，却不能被称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很多评论在哲学性上不是那么严谨的。自《到芬兰车站》问世以来，虽然备受推崇，可另一方面也一直饱受争议，因为与其说它是一部哲学著作，不如说它是一部文学著作，它的哲学性并不强，书里的很多说法也不甚严谨。《到芬兰车站》是由江弱水先生作序的，在我看来，这篇序文把作者威尔逊有些捧得太高，却回避了问题，即与作者的文笔极不相称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阐释能力，这样的一本思想革命史注定是失衡与畸形的，威尔逊没法跳脱出狭隘的左右之争，来为我们呈现马克思思想更加基本的元素。

　　“我发现,在处理这一切时,我巨大的障碍是缺乏德国哲学的根基。”对一件事物缺乏深入了解，就开始谈自己的认识，自然错漏百出，言之无物。威尔逊自己也曾坦言过，其实,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领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辦证唯物主义是对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反动, 可它又确实从中诞生。为了真正、彻底地说明它,也许就不得不了解康德以前的每一个哲学家。我对德国哲学一无所知,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现在,我正勉为其难地在写着我的故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整个德国哲学和黑格尔的根基上诞生的，威尔逊对康德以前多位哲学家以及哲学思想认识方面的缺失，使得他根本无法客观思辨有深度地来理解辩证法。

　　即使在今天看来，《到芬兰车站》是一部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的文学批评著作，而且威尔逊在写作时，使用了多种手法，把文学，哲学思辩，历史，传记相结合，融合成一部为可读性极强的著作，因为内容的通俗易懂，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理解马克思主义起源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然而该书文字虽表面流畅，细心的读者却能从中发现作者思想的闪烁不定和部分行文之间的逻辑紊乱，显示能由此判断作者哲学方面的造诣深浅了。

　　[1] 云也退：《到芬兰车站，成就一段历史》(书评)，《经济观察报》，2014年03月12日发表。

　　[2]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68页。

　　[3]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72页。

　　[4]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73页。

　　[5]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73页。

　　[6]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74页。

　　[7]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61页。

　　[8]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62、163页。

　　[9]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64页。

　　[10]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66页。

　　[11]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01页。

　　[12]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13] [德]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页。

　　[14]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页。

　　[15]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页。

　　[16]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6页。

　　[17] 梁建东、章颜：《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2012年版，93页。

　　[18]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四。

　　[19] 云也退：《到芬兰车站，成就一段历史》(书评)，《经济观察报》，2014年03月12日发表。

　　[20] 梁建东、章颜：《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版，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