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伦理观下的女性形象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夫多妻的社会陋习，其男尊女卑和三纲五常的思想基础又进一步导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结论，为尽可能多的传宗接代娶妻纳妾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来源。而王韬则在当时对传统的伦理观进行了批判，他说：“《大学》一篇，首言治国平天下而必本之于修身齐家，此盖以身作则，实有见夫平治之端必自齐家始。欲家之齐，则妇惟一夫，夫惟一妇，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v]]，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点，提出一夫一妻的观点。《淞隐漫录·陈霞仙》中陈霞仙与顾生婚后虽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但顾生仍取乐于夫妻间的恩爱生活，然“女患不育，生行年四十，犹无子嗣，女力劝之纳室，生终不应，曰：‘百岁欢娱，能有几何，岂可便他人间之哉?’”[[vi]]，这表现出王韬对一夫一妻制的赞赏、对子嗣延续的不屑和对传统男权观念的大胆挑战，突出了他男女平等的思想。
除此之外，王韬突破传统婚姻中遵守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创造出开明民主为女儿的父母。《淞隐漫录·合记珠琴事》中香珠聪慧貌美被北方的大官相中，然其父不同意，媒人说：“汝一小家女，嫁作贵人妇，一生吃著不尽，而犹不愿，抑何呆也?”[[vii]]其父亦不同意此事，后来大官娶一悍妇，而香珠嫁与一男生活和睦，王韬在此评论说：“然则始笑其父呆者，不目转而称其父智乎哉?”[[viii]]，他从侧面表现出女性文化的变化——父母不再拘于传统的“媒妁之言”，而是为女性婚姻幸福做努力。另外，王韬对男女自由恋爱的相处之道也是极为推崇，因此在作品中不乏有“为情生，为情死”痴情女性。《遁窟谰言·陆芷卿》中陆芷卿与李雅言两情相悦，陆芷卿被卷入一桩眼中的盗窃案，李倾力为其调护才得以脱身，芷卿便以身相许，李因营救耗财颇多，家计十分苛俭。但芷卿却“布蔬自安，绝无怨容，笔耕针褥，倡随笃于寻常”，表现出他们力践前约、患难不渝的真情。再如《淞滨琐话·梅无暇》中梅无暇与表哥两小无猜心心相印，表哥赴京赶考期间无暇受流氓纠缠几近于死，表哥归来见无暇“双眸紧闭，气属如丝”便激动呼唤却使的无暇清醒恢复。梅无暇这位甘为情死的女子，为追求自己的爱情不像恶势力低头。
情女很多时候是和贞女烈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些为情生死的女子,都钟情于一人,一旦受到外力的阻碍,让其另嫁其人,她就会以死来保持自己的贞洁。比如《淞滨琐话·陈仲遽》中的绣君,父亲不同意她和陈仲遽的婚事,她许诺说:"事若不成,妾当已死继之。决不再从他姓。……玉可碎而不能涅其白,竹可焚而不能灭其节,此妾之素志也!"后父令她嫁与他人,便投身江中,幸好获救,得以与生结合。由此可见，王韬也未能彻底打破传统贞洁观的束缚。在我国封建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贞节观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但王韬笔下的贞女，不是普通的一味屈从的弱女子，她们都聪慧、坚强、勇敢，在面对恶势力时要么死不足惜要么决不屈服与其斗争到底。《淞隐漫录·周贞女》中周媪早年丧夫被逼无奈嫁与他人，因自守贞节而于第一日晚自尽，其女“喜子以一家小女子，而深知从一之义，誓殉所天，不以贫富易心，一丝既定，万死不更”[[ix]]。《田荔裳》中的田荔裳之妻织云女史,生前知书识字,颇通礼仪,得病死后,在阴间被九王子看上,要强行选为王妃。九王子遣鸠媒通掩币,没想到一进门,君夫人并没被九王子的权势所吓倒,而是生气地把聘物扔在地上说:“焰坑血湖,刀山剑岭,皆我所命也。一任处置,何足惧哉!”九王子听到大为恼火,就把她放在寒冰中炼,放在火炉中烤。面对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君夫人面不改色,表现出一个女子为了自己的尊严,不畏权势的高尚品格。
2、女性才德观下的女性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并反对女子教育，这是男权社会于女性教育方面的表现之一。而王韬在他笔下塑造了许多的才女形象，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好读诗(史)书，擅长诗词歌赋，甚至是著书立说。《淞隐漫录》中这样描述“乃教以歌曲，性觉警慧，一二度即已抑扬入拍，声尤婉转动人，曲师自叹弗如也” ，“丰姿窈窕，态度端妍。性尤颖悟，诗词而外，兼通经史”[[x]]。《淞隐漫录·徐慧仙》中女主人公才貌并全，“耻其夫之富而不文也，纳粟为上舍生，促往应试，潜易男装，代入矮屋中，三场毕，幸人无知者，榜出，竟列高第”[[xi]]。由此也被称为“女孝廉”。《冯香妍》中的香妍也是秀外慧中，经史过目不忘，远远胜于私塾中的那些书生。婚后代夫考试，颇为得意，名列前茅。《淞滨琐话·顾慧仙》中的顾慧仙,喜欢学习诗词,父每观其所作,大喜,曰:“此我家女学士也,但不栉耳”。后她著成《紫藤花馆诗》、《红蕤阁诗》,她的才华令博古通今、才华横溢的李孝庸都赞叹说:“此真诗中之圣,诗中之仙。”
古时人们认为才有文才武才之分，故王韬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一批颇具武才的侠女。她们不仅拥有超人的智慧，还会过人的武艺，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如《淞隐漫录·李四娘》，文中这样记述“舍此一身，除暴救民，则盛烈垂当时，芳名留后世，岂不善哉?”。四娘自幼习剑术，虽然是女妓但王韬已完全将其设置成了女侠，四娘为救世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又如《淞滨琐话·邱小娟》中的邱小娟，高超的武艺和卓越的智慧并于一身。她与夫君年对敌人的包围和逼近从容应对、英勇无畏，带领村民机智抗敌最终使全村人得以保全。
王韬对女性才华美貌的进行大肆渲染，明确表明对传统女子才德观的批判和他对女性教育问题的重视。
3、女性形体观下的女性形象
中国传统的大众审美中女性以小脚为美，王韬对此也不例外，但在游历英国是遇一女性友人曰：“余双足如君大，虽日行百里不觉其苦;岂如尊阃夫人，莲钩三寸，一步难移哉”且“言毕，起而疾趋，余迅足追之不能及”[[xii]]，使得王韬深感女性配有大脚的好处，这也是他反对裹足鼓励解放女性的原因之一。
当然，除了上述的各种中国女性形象，王韬在其小说中也稍有设计别国的女性形象，且着力表现她们与中国女性的不同以此启发当时的国人。如《淞隐漫录·纪日本女子阿传事》、《淞隐漫录·媚梨小传》、《淞隐漫录·东瀛才女》、《淞隐漫录·花蹊女史小传》、《淞滨琐话·东瀛艳谱上》、《淞滨琐话·东瀛艳谱下》。《淞隐漫录·花蹊女史小传》中女史迹见泷摄精通书画，思想开放，具备超人的领导才能和交际才能，同时她还大办女子教育，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在她身上展现着近代文明新女性的特征。另外《淞隐漫录·媚梨小传》中记述了英国女子媚梨追求自由，有着开阔的视野和异于常人的勇气，特别是善于测量，在“逃脱苦海”的过程中与一中国军官私定终生且用其测量的特长帮助夫君取得胜利，后随夫回到中国学汉语汉字穿汉服，她这样个性鲜明的形象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女性形成鲜明对比，为封闭的国人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也如学者王尔敏评价他所说：“足以代表王氏留心女性至细至深。真是王韬另一种特长”[[xiii]]。
（三）分析探究王韬的女性观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反映一个社会生活状态理想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王韬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大都在主观上具有独立自由、才智出众、自我中心的个性特征;在客观上反映出晚清社会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师夷长技”的观念。王韬作为早期维新派代表之一，丰富的海外旅游经历奠基了他思想的先进性，但在他的女性观中仍然保留了封建传统的残余。王韬通过小说叙述的方式，一方面接受和推崇西方女性解放的思想，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女性观念进行了审视和反思。
1、 王韬女性观的进步性
伴随着国门的打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活跃，个性解放思想逐渐展开，社会各界先进人士积极呼吁改变传统的女性社会角色，主要表现在反对缠足，兴办女学，婚姻上实行一夫一妻制等方面。王韬作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清楚的认识到女性问题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但由于传统女性观仍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这便使得一些思想家的女性观缺少一定的现实性，如郑观应的女性观特别是其关于反对溺女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理想化特征。相较于郑观应的女性观，王韬的女性观在同一时期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性，也更具现实意义。
(1)女性地位观。男女平等是女性解放必然面临的问题，女性的地位和价值也是其中的关键问题。郑观应在这方面主要关注的是女性的生命权，以溺女为主，他建议“凡溺女者以故杀子孙论”，想用法律约束溺女的行为，又另设育婴堂和善会，这些措施在晚清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充斥着理想主义色彩。而王韬主要关注的是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王韬在《漫游随录》中记录：“国中风俗，女贵于男”，此时的男女不仅平等，甚至女性地位趋于提高。表明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成功，王韬也对西方社会这样的男女状态极为赞赏。所以在小说中王韬承认妇女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地位等, 赞赏她们的聪明才智、远见卓识, 处处展现着女性的主体地位;另外，王韬的男女平等思想还体现在他对一夫一妻制的倡导，在他看来这是女性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这些都表明了王韬女性观念的进步。
(2)婚恋观。郑观应和王韬都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但郑观应在生活中却迎娶多门妻妾，这已完全违背了他前期所坚持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妇女观。但王韬对此将“理想”与现实处理的恰到好处。他的婚姻观主要体现在他对一夫多妻制和传统子嗣观的挑战并明确主张一夫一妻。他提出：“一夫一妇，实天之经，地之义也，无论贫富，悉当如是”[[xiv]];又引《大学》：“ 欲家之齐, 则女子惟一夫, 夫惟一妇, 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阴而一阳, 人之道一男而一女”。 他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出发，对传统一夫多妻制给予完全否定，且于自身也实施得当，王韬虽为烟花柳巷的常客，但妻室始终是一个人。另外，关于传统的子嗣观，他说：“不知纳妾以求子, 不如行善以延嗣之为速也”[[xv]]，认为与其生养子嗣不如多行善获好报来的快。王韬主张一夫一妻，蔑视传统子嗣观，充分反映了王韬婚姻观的近代性，不再固守陋习而是满足于二人世界。
此外，关于恋爱观，郑观应严格反对爱情艺术，不仅局限于艺术作品中的爱情，甚至称男女谈情说爱为“淫艳之态，人所不能为于暗室”，在认为妇女贞操重于生命的郑观应看来，男女自由恋爱实为“陋习”。而王韬则相反，他不仅提倡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而且打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男女婚恋的束缚，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为追求爱情自由而奋斗的女性形象，这也更符合当时中国“西学东渐”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变化形态，也进一步体现了王韬主张男女平等的社会态度。
(3)女子教育观。教育权是女性解放的又一重要内容。传统女性观中女子的女子教育只局限于刺绣女红之类，对于学校教育和科举道路，女子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晚清时女学的兴起和当时落后的国家现状有很大的关系，郑观应和王韬倡导女靴的立足点也在于此。但郑观应的实际表现与其立足点有一定的差异。他认为女学关乎下一代的培育，而未认识到女性本身需要受教育以“自强”，所以“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xvi]]，同时，郑观应认为女教内容以传统女学为主，西学为辅，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培养三从四德相子佐夫的贤妻良母。而王韬对于女子教育真正立足于女性本身且无少长之分。王韬在见识到泰西之国“女子与男子同， 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直，靡不切究穷研”的景象后极为欣赏，也与早期维新派一样鼓励女子教育，小说中迹见泷摄在日本大兴女学广推女子教育，所授内容全面深入，既有传统女学，也有先进的科技文化，从文化、经济到政治无所不及，且教学方式新颖易于接受，以致日本出现“裙钗争以识字为荣”的场景。王韬通过塑造这样的形象来启发中国社会培养能够“救亡图存”的巾帼才女，也进一步表现出王韬女子教育观的先进性。
(4)女性身体观。在男尊女卑的等级社会中，女性的种种权利受到压迫。尽管裹足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很大，但古代的妇女依然沉醉其中。郑观应以科学的态度反对裹足，但他也只是站在女性健康和繁衍后代的表面角度反对缠足，他认为：“裹足则残其肢体，束其筋骸，伤赋质之全，失慈幼之道”[[xvii]]，又认为：“况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柔弱，而万事隳矣”[[xviii]]。而王韬主张废除缠足，除健康之外，行动方便也是其原因之一，但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身体的解放使女性得到精神的自由，从而使女性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社会群体。
总之，郑观应功利主义的女性观仍未摆脱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思想的禁锢，而王韬是真正站在实现女性个体自由独立的立场上的。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王韬较之郑观应的女性观有着更多的西方人文色彩，在思想和实施方面也更具现实意义。
2、 王韬女性观的局限性
虽然王韬拥有者丰富的海外游历的经历和广博的见识，其西学思想在当时中国也是难得一见的全面，但他毕竟是生长生活在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中西文化的碰撞使王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二重性，所以他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妇女观念的轨道，有学者这样说：“王韬表面上的‘传统’，是经过选择、‘改造’的传统，或者说，王韬的伦理思想，更大程度上受西方的影响，是中西合璧的产物”[[xix]]，以致于小说中仍有传统女性观的影子，具体表现在宣扬贞孝节烈和一夫多妻的婚姻观及子嗣观。
首先，王韬在女性的贞节观上还是比较趋于保守的。王韬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贞女和烈女形象,她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洁,很多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还评价这些形象：“表彰节烈,登之彤史,此士大夫之责也”，证明在他的思想深处仍然对传统的贞操观持以肯定态度，也表明他的女性观具有一定的局限。张海林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妇女的解放才是社会的最后解放。王蹈对此一真理的认识似乎是充满矛盾的。他一方面在笔记中提倡学习西方,推崇西方妇女人格独立、有学有艺、勇敢不让须眉的品质;另一方面又在同一笔记中大谈贞孝节妇,要把妇女继续捆绑在封建纲常伦理的铁链之下”[[xx]]。其次，王韬在小说中大力描述贤妻美妾、一夫多妻的故事并宣扬多子多福的思想，这与他本人倡导的一夫一妻的伦理观相悖。究其多妻的根本，主要还是延续子嗣;除此之外，王韬传统的婚姻观还表现在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保留。
总之在内外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王韬由传统的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转变，使他在开放胸怀吸纳西学精华的同时又难以脱离封建传统文化的窠臼。
结 语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上对女性观的认识仍处于封建传统的“囚牢”中，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使解放女性的人物艰巨而长远。伴随着西学传播的深入，中国社会的女性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王韬凭借丰富的海外经历和深厚的学识也率先认识到女性问题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倡导女子参与学校教育;鼓励女性废除裹足，主张女性个人自由和个性独立;在另一方面又未能摆脱传统女性观的束缚。但王韬的女性观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这不仅是他个人思想认知的体现，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反应。通过分析和研究王韬的女性观，传统复古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相互碰撞背景下，凸显出王韬思想的矛盾性和一代文人的时代性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