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日趋显著的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最主要的国际背景，在这一大环境下，全球经济在波动和复苏中面临全新的投资布局并由此带来重大的机遇，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等阻碍全球化进程的挑战，我国企业要想在机遇挑战并存的国际环境中提升竞争力，积极布局海外投资成为日益重要的方式。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流入，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投资经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积极寻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以及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战略等区域一体化下的政策驱动，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直接投资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投资规模不断增长，投资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张。

　　在国内外双重的现实背景下，探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确定我国企业当前海外投资的影响因素，从而判断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需的优势因素，以及为判断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是否合理提供一定依据。

　　除了现实意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当前针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研究较少，本文在已有的国际投资理论研究基础上，选择了东道国层面以及东道国与中国交互层面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与中国对各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寻求影响中国在东道国投资规模的因素，从而合理描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布局并提出可能的建议。

　　1.2 研究方法及结构

　　本文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结合数据和图表等资料对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对外直接投资状态及特点进行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定量分析样本的选取。2003年以来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并连续增长的十几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连续正式发布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十几年，基于理论价值和数据有效性的考虑，本文选取的研究期间为2003-2014年。在研究对象上，本文选取了研究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前18位国家(地区)，分别为(排名不分先后)：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卢森堡、英国、俄罗斯联邦、加拿大、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德国、南非、法国、澳门、韩国、泰国、蒙古、巴基斯坦、日本。定量研究中结合已有研究和中国的实况，本文选取了11个解释变量和1个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中找出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本文的行文结构分为五章，第1章为引言，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以及基于此背景下的研究意义，同时介绍全文的行文思路结构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2章为已有研究综述，着重介绍了当前已有的国际投资理论以及针对国际投资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综述。

　　第3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通过数据和图表等可视化形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定性分析，也为后文的定量分析奠定基础。

　　第4章为实证分析，搭建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回归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数据处理后得出回归的定量结果。

　　第5章为结论与展望，是在前文结果的基础上，从各个变量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企业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提出可能的对策建议，并对未来发展作简单的展望。

　　1.3 创新和不足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三点：一是数据的时效性，2003年开始截至到2014年的完整更新数据，更能与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态相结合;二是研究视角的独特性，主要将视线放在东道国因素以及个别东道国与母国交互因素上，中国的内生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出现;三是变量的选取上，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11个解释变量，力求全面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更加具有说服力。面板数据的选取也避免了单一的时间序列或者截面数据解释能力的片面和不充分。

　　本文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在于两点：第一，针对东道国层面的分析可能会夸大东道国差异性的影响能力，例如政策因素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动力足够强大，控制变量的控制程度难以把握;第二，本文的模型只是对于既有投资的规模体量进行分析，并不能解释区位选择的原因。

　　第2章 已有研究综述

　　2.1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虽然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对于国际投资的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有了长期且相对完善的发展。

　　目前通常所指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定义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出的，其中往往包含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国直接投资(IFDI)两种内含，分别指代了资本的流出和流入方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五种：

　　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Hymer在1960年首先提出了以垄断优势来解释跨国投资行为的理论，由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中最早的理论体系。

　　垄断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母国的投资企业与待投资的东道国同类型企业相比，如果具有垄断优势就可以成为投资的主要动因，因为这些垄断优势可以抵消掉跨国投资的境外不利条件，从而为国际直接投资获得收益和利润。其前提假设为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而这种不完全竞争状态可能是由于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或者各国经济政策制度的差异导致的。[1]

　　垄断优势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两点：

　　一是对国际直接投资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从而与其他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行为如证券投资等做出了区分，这种区分也为后来的专门针对性研究提供了平台;

　　二是开创性地把不完全竞争和垄断优势引入了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主动投资行为。

　　但随着国际投资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进步，垄断优势理论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首先是该理论只是基于静态的投资行为进行解读，不能根据投资行为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解释，如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的变化等等;其次是该理论无法解释垄断优势下的企业为何不用商品贸易的形式来替代程序更为复杂的国际投资;最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开始迈上“走出去”的步伐，最初用以解释美国对外投资行为的该理论难以提供有力的支撑。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966年，Vernon立足于产品的生命周期并将其用来动态地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2]。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为所有的新产品都会经历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而国际间的直接投资则应该充分利用产品周期的定位来进行投资选择，从而延长企业生产该产品的优势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关注点较为集中，在较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专业等现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难以解释非产品类投资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内部化理论

　　Buckley在1976年首次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是完全着眼于母国或者是投资的企业本身进行阐述，Hennart、Teece、Casson在80年代对该理论有一定的补充，但其理论核心没有改变，即企业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为了减少面向国际市场的外部成本而在境外投资企业，相当于将这一部分市场内部化处理[3]。

　　该理论只针对企业进行投资的主观行为，故只对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并不能解释其区位选择或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Dunning1977年提出，并在1979年补充修正，是最早将国际直接投资与区位选择、东道国、企业内部等多重因素相结合的理论，也是目前国际上最为著名的国际投资理论。

　　该理论最重要的是开创性地提出了“OLI”模型，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所有权优势(Owning Productive Process)、区位优势(Locating)和内部化优势(Internalisation)[4]。其中，所有权优势是企业的自身优势例如产权、技术、管理等;区位优势是东道国的优势如市场、税收、运输成本等;内部化优势如交易成本、质量控制等。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取了前人研究的精华，结合了母国、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层面的多重因素，较好地解释了国际投资行为，也为本文的模型搭建提供了重要思路。

　　边际产业扩张论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该理论基于其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对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投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补充。边际产业扩张论借鉴了比较优势理论，从国家和产业的层面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主体应该是母国处于劣势的“边际产业”[5]。

　　该理论一定程度上动态地解释了各个经济发展状态下的国家间进行双向国际投资的行为，但仍然没有解释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