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文献综述

　　在理论基础方面，以Hymer(1976)为代表的垄断优势理论经济学家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前提是商品或要素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他也阐明了对外投资面临着更高的成本和风险，其中包括跨语言文化的信息获取、与政府政策的待遇沟通等等[1]。Dunning(1993)进一步说明正是这样的成本和风险倒逼进行跨国投资的企业必须具有所有权优势[4]。具体针对所有权优势进行探究，Caves(1971)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产品的差异性上，他认为当产品的差异性来源于知识经济时，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将优于出口贸易[6]。内部化理论是Buckley和Casson(1976)首次提出的观点，文中提出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是外部的交易成本高于内部成本，而外部的交易成本高可能是由于市场风险和国外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总之，一个多世纪对FDI理论的探索，各种理论体系都提出了自己支持的影响因素或决定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微观层面也包括宏观层面[7]，也为后来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实证研究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Cleeve(2008)用中学教育指数来衡量人力资本，但他发现并不能证明该指数与吸引FDI流入中具有明显的关系[8]。Botrić 和Škuflić (2006)通过对东欧五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了FDI的流入与东道国的私营部门占比呈正相关，与私营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即外国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小规模企业的私营市场[9]。Dunning和Lundan(2008)对劳动力工资这一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更低的人均工资水平会更加吸引FDI流入[7]。Mhlanga(2010)尝试对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因素进行探讨，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符合预期，其解释为样本量过小[10]。在Asiedu(2006)研究过程中，却发现有个别高风险国家却会吸引FDI的大量流入，例如非洲安哥拉，但后来发现可能的解释是资源禀赋的影响[11]。Bellak 和Leibrecht (2009)证实了低税率会更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同时，他们也阐明了这种理想的实证结果也许由于他们采用的观察时期为1995-2003年，在这段时间内各国的税务合作较少，税率差别较大[12]。Mohamed和Sidiropoulos(2010) 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市场规模的假设，即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会有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13]。但对于市场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却并不是单一的。Botrić和Škuflić (2006)利用与前者相同的研究假设却发现市场规模与吸引的FDI规模之间是负相关的，但这也许是由于其采集的样本均为较小的国家[9]。

　　针对中国情况的研究较少，以实证研究为主，利用今年来的数据进行的权威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李雪欣(2002)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中国对外投资应遵守“就近原则”，因为有助于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也会带来较近的文化心理认同[14]。林毅夫(2002)则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遵循“地区渐进原则”，即由近及远、由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的顺序进行[15]。但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打破地理界线的技术革命，地理距离对投资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小。程惠芳、阮翔(2004)选取了中国三年间对32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引力模型的应用分析，认为东道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相似程度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16]。项本武(2005)通过针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不想管，即中国企业对市场不敏感[1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主要表现为规模和分布两方面。

　　截至2014年底，中国有1.85个境内投资者(个人或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共设立2.97万家境外企业，范围覆盖全球186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高达8826.4亿美元，存量位居全球第八位，较2013年前进了3名。

自中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及全球位次如图3.1所示。

由图3.1-1可以看出，2002-2014年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与此相伴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排名的波动上升，由2002年最初的25位到2014年已上升至第八位，这显示了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作用日益重要。

　　除了日趋壮大的投资规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范围也相当广泛。图3.2显示了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出目的地，即投资的东道国构成情况。

图3.1-2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全面覆盖了六大洲，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中性，从大洲看，亚洲2014年全年吸引了68%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经济体看，八成以上的投资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

除了广泛的地域分布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也较为广泛，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细分如图3.3和表3.1所示。

　　表3.1显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明细。

　　表 3.1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根据各大洲情况的不同，表3.2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各大洲的行业侧重。

　　表 3.22014年中国对各大洲直接投资前五位的行业明细

　　结合表3.1和表3.2可知，我国对各大洲的投资在行业上具有分别侧重同时高度集中的显著特点。

　　在投资主体上，国有企业占据了重要的主导地位，但从趋势上看，非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呈持续增长状态，如图3.1-4所示。

　　截至2014年，国有企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占比已从2006年的81%降至53.6%。

　　3.2 可能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述研究，本文总结了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的三个问题：地域分布过于集中、行业层次较低和投资主体较为单一。

　　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亚洲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同时，行业层次较低，最主要的投资仍然集中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占比相当低;投资主体上，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比重虽然连年提升，但目前仍以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优势，占比超过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