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循吏的群体特征

　　3.1循吏的总体品格特征

　　《汉书·循吏传》师古注：“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民情也”[25]。历代循吏维系着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传播发展，他们亦师亦官，奉职、奉法、奉德循理，是古代行政伦理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3.1.1 奉职循理

　　循吏首先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历代循吏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以皇权为中心，对皇帝忠心耿耿，维护皇权，维护君主专制，以皇帝的意志为行动的准则。如任延，认为作为臣下，必须忠于天子，奉旨办事，在皇帝劝说任延“善事上官，无失名誉”时，毅然表明自己“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26]的坚决态度。而循吏于其区别于其他官员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顺应民情，考量民间的人情事理。表现其一在于勤政。他们不辞劳苦，体察民情。如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息”;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跼蹐，无所容诈”[27]，采用分等的方法定赋税收入，促进商业流通;表现其二在于爱民，处处为民众考虑。如倪宽，“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28]，把已经收到的赋税借贷给穷苦百姓，如镡显，担任豫州刺史，在人民因饥荒做盗贼被捕后同情民众穷苦，触犯法律，私自赦免罪犯，并自我弹劾。“镡显后亦知名，安帝时为豫州刺史。时，天下肌荒，竞为盗贼，州界收捕且万余人。显愍其困穷，自陷刑辟，辄擅赦之，因自劾奏。”[29]

　　3.1.2 奉法循理

　　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了列举了两位奉法循理的代表：石奢和李离。石奢是楚昭王的宰相，为人刚正廉洁，在一次视察属县过程中恰逢凶杀案，发现凶手竟是自己父亲。若惩处父亲以树立政绩则为不孝，如果废弃法度放纵罪犯则为不忠，两难之际，石奢一方面遵守孝道放了自己的父亲，另一方面遵守忠的原则，服刑而死。晋文公法官李离，在发觉自己因听察案情有误枉杀后拘禁自己，亦不接受君主的赦免，坚持“理有法，失刑当刑，失死当死”，伏剑而死。司马迁树立循吏榜样，意在说明循吏应秉公执法，同样的，在《汉书》和《后汉书》中，亦有如黄霸等奉法循理的官吏。

　　3.1.2 奉德循理

　　官德，本质是一种政治道德，具有两重性，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汉代循吏有“为而不争”、清正廉洁等官德，对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一：为而不争。“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30]，为官应长循自然无为的“为而不争”之德，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情怀来治理天下。生而不有，不破坏事物的根本法则，让事物按照自然之道成就自身，如鲁国博士公仪休，因德才兼备任鲁国国相，嗜鱼但不接受别人鱼的贿赂，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吃着自己菜园菜好吃，却把菜都连根拔起扔掉，看自家织的布好，把妻子赶出家门并烧毁织机。这做法不合情理，却是“不与下民争利”，正事因为他作为国相带头尊奉法度，丝毫不改变规章制度，引导百官品行端正，国家也因此得到很好治理。为而不恃，“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如孙叔敖，被楚王任命为楚国“令尹”，尊奉任职时粗衣白发老人为而不恃的教导，以此为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长而不宰，“治大国若烹小鲜”。在楚庄王改铸大币带来市场流通管理不方便的情况下，孙叔敖如实汇报情况请求恢复旧币制，“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31]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其二：清正廉洁。循吏秉承儒家思想，在十官九贪的社会依然清正廉洁，不与之同流合污。有人说，二十四史从另一个视野讲是一部贪污史。由此，循吏廉吏被尊崇，亦说明这类群体的高尚可贵。如刘宠，先后任豫州、会稽两郡郡守，地位显贵，却一贫如洗，家无积货。又如朱邑、龚遂、刘矩等人，坚持正直品质，不攀事权贵，以平正自居。

　　3.2百姓对循吏的态度

　　循吏为地方百姓兴利除弊，造福一方，同时洁身自好，积极作为，躬身勤职，使民众生活富足，社会秩序稳定，风俗习惯有了很大改善，深得民心。因此，人民尊崇他们，甚至神话他们，民众以多种方式来表示对他们的崇敬。

　　3.2.1离任送行

　　刘宠在东平陵担任县令时为百姓谋福利，关心百信，受到了官吏和民众的尊崇，因生病弃官回家时，送行的百姓把道路都阻塞了，车子也没有办法前行，只能穿常服悄悄离去。“疾，弃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任会稽太守时，精简规章制度，使郡中井然有序，离任时甚至有老翁拿着钱币为其送行。“山阴县有五六老叟，尨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32]刘宠无论在何时何地任何职，因为他讲爱民观念一以贯之，受到百姓的爱戴。

　　孟尝合浦还珠，后来因为生病向皇帝上书，被征召回朝，百姓拉住车不让前行，不能出行无奈只能搭乘乡民的船连夜离开。“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33]

　　3.2.2建祠祭祀

　　当循吏在任职的地方弃世以后，百姓因怀念其功劳，往往会自发的为其立祠祭祀。

　　如文翁，为蜀地郡守，大兴文教，使蜀地的文教有了长足的进步，蜀地在京都学习的人可以和齐鲁相媲美，获得到了百姓的尊敬。文翁在蜀地任职去世以后，当地官民为其建立祠堂，逢年过节祭祀不断。“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34]如朱邑，年轻时任舒桐乡啬夫，清正廉洁，为民谋利，关爱年迈孤寡老人，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朱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也。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朱邑病危后叮嘱儿子把他葬于桐乡，桐乡人民为他立祠，年年祭祀。“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35]除此，还有王涣、任延等人，因为民谋利在死后百姓为其立祠祭祀。

　　3.2.3迷信神话

　　除了请求留任和立祠祭祀外，百姓对于循吏的崇敬还表现为一些极端的方法，呈现了对于循吏的神化。例如循吏赢得天瑞甚至化及禽兽。

　　如黄霸，任颍川太守，取得优异的施政效果，后凤凰祥兽多次飞往各郡国，其中以颍川为最。“有诏归颍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后八年，郡中愈治。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36]。其后秦彭在该地任太守时，有仍凤凰、麒麟等祥瑞之气集聚。

　　但是，对于循吏的迷信神话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落后的生产关系、落后的政治制度。

　　第四章 对循吏的合理扬弃

　　4.1肯定历史功绩

　　4.1.1传统官德的示范效应

　　官德，居官之德，为官之法，为官者在施政过程中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汉代循吏除了如忠、仁、勤等官德外，还有为而不争等品德。

　　德才兼备往往是古代选任官吏的主要标准。“德，国家之基也”。对于国家社稷而已，行政官员以官德为指导思想，对于上层决策的贯彻实施，下层诉求的准确及时传达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官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施政效果的好坏。在历代循吏列传中，循吏已经成为了儒家官德的象征，崇尚德治，重视教化，“德行”“德性”相统一，甚至成为中国传统官德的优秀代表。

　　同样的，在现代社会，“官德乃是行政伦理是否得以真正实施的关键，也是政府伦理性链条延续或被中断的关键。”[37]因此，官员官德建设尤为重要。一、加强廉政建设。当前，因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干部思想空虚、意志衰退，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抵制不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以及各种消极腐败的诱惑。因此，必须坚决将反腐败进行到底。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以法制为前提，教育为手段，监督为辅，抵制像陈良宇之类的腐败官吏，以循吏为楷模，让廉政之风吹到每个角落，取得反腐的巨大成果。二、贯彻三严三实，建立责任型服务型政府。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同时，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谋利。从权力型政府转向责任型政府，简政放权，有所为，有所不为。

　　官德是官员必须遵守的戒律，必须忠于人民利益，为民谋利。现代官德建设必须纳入正题，创设优秀的行政理念和官场生态。

　　4.1.2吏治清明的风向标

　　封建王朝在初创时期往往励精图治，比较关注政局安定和国民生计，地方行政管理能力程度较高，循吏也会集中出现;后继者往往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导致吏治腐败，地方行政管理亦急剧降落，民生凋敝，循吏也很少见。因此，循吏的数目往往成为吏治清明的晴雨表。

　　虽然循吏彰显着道德自律、勤政为民、清正廉明等品格，然而他们的作为并不能改变中国封建官员的腐化现象。“循吏本身所产生的直接社会影响也许是微弱的，他们所树立的标准逐渐成为判断‘良吏’、‘恶吏’的根据”[38]【1】。循吏所树立的和优秀道德和优异成绩一定程度上开始作为评判官吏的价值标准。后人在评判官吏时也会下意识参照循吏的行为进行评判。因此，现代官员必须以历代循吏为风向标，建立政通人和、吏治稳固的和谐社会。

　　4.1.3 以民为本，关注民生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看到了民心的力量，认为只有施以仁政，才能得到民心。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治理政务必修取信于民。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强调“民为邦本”，强调以“民”统治的根基，为政者必须以民为本，使百姓安居乐业。

　　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是五个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实际问题，领导干部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坚持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诉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医疗卫生综合改革，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虽然从主观上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但是，他们时时刻刻以民为本，秉承“施政为民”，坚守高尚的行政道德底线，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关注地方民生建设的群体。今天，领导干应像历代循吏学习，关注民主，切实解决当下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民生问题，走进人民，贴近人民，倾听人民的声音，为民服务。

　　4.2摒弃历史局限

　　4.2.1主权在民而非“忠君爱民”

　　作为封建官员，循吏必须“以忠事君”，“代天牧民”。中国的传统行政文化实则是一种等级性的文化，强调依附性的忠诚和血源性的忠诚，忠诚也是单向的无条件的服从，忠君也被异化为“愚忠”，是封建专制制度下对于君权的绝对的非理性的服从。中国传统社会以至高无上的皇权为轴心，导致中国行政文化陷入“忠不违君”的漩涡，这是必须摒弃的糟粕。

　　尽管历代循吏重视民生、民意，以民为本，但由于身处的特殊环境，这些实践也呈现出理想化。与当代民主政治而言，循吏是事实上的“官主”而非公仆，百姓是事实上的“草民”而非公民，与当代民主背道而驰。封建等级制度下，不可能孕育出具有现代民主性质的社会平等，“既要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又欲求彼此间的协调和谐，这就使中国古代的和谐论带有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色彩”[39]。

　　4.2.2为政以德更要“依法治国”

　　历代《循吏列传》中，都着重提出循吏本身的道德素养和自觉意识，倡导以“德”作为人性的基础，视为政以德为根本的治理手段。但是，以德行政，其实质是强调为官的品德化，用道德来检验行为优劣。这是一种简单过分的谬误，将温馨的大同意愿寄托于官员的儒家道德戒律。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无以治国安邦。社会转型时期，官员在为官实践过程中会遇到多重角色的境况，仅仅强调干部服从道德自律是不够的，在自私、无餍人性弱点的引诱下，往往会徇私枉法，作出损公肥私之事。这时，就需要有制度、法律的保证，从而约束公务人员的随意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