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法治观冲突的成因分析

　　4.1思想原因

　　4.1.1对于生活现状不满

　　在调查的案件中，有65例案件的当事人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对社会现状和生活现状的不满情绪，而73例案件的围观的参与者也表达了这种情绪。如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中，李启铭的一句“我爸是李刚”激起了人们对社会现状以及生活现状的不满，此时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不放在案件本身了。对社会及生活现状不满的主要表现包括：(1)将案件角色标签化脸谱化，公权力、强势群体一定代表罪恶的一方;(2)忽略案件事实，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对社会现状的抨击。

　　图6 当事人及参与人对生活状况满意情况

　　4.1.2对于行政机关不作为不满

　　在调查的案件之中有9起案件当事人牵涉到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而在23起案例中有人或多或少表示了对政府的不满。这些案件中有些是当事人诉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案件，如张风竹诉濮阳市国土资源局行政不作为案，张风竹对河南省濮阳市国土资源局对查处土地违反要求未及时受理提起诉讼，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也有案件本身并非行政诉讼，但其中牵扯到行政机关，被评论人指责行政不作为的案件，如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案[[41]]中，有人就认为政府未尽到相关义务。对于行政机关不作为不满的表现一般包括：(1)与涉及案件有关的社会福利不到位，政府未及时提供相关服务，另外还包括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2)多数人对政府职责并没有确切了解，在遇到问题时习惯性的归因为政府不作为。

　　图7 对行政不作为及乱作为不满意程度

　　4.1.3对于司法不公正不满

　　在调查的案件中有13起涉及到司法不公正的问题，另外还有37起因判决不符合一般公众心理预期而被认为司法不公正。如彭宇案中彭宇被塑造为见义勇为却被无故陷害的英雄，在此基础上，法律不仅没有保护英雄，反而使英雄“流血又流泪”。因为人们固有的传统价值观根深蒂固，所以当现代法治观与其冲突时，民众会习惯性的认为司法不公，而并不会自我反思，这种思维模式导致司法公信力进一步下降。具体对司法不公正不满的表现为：(1)冲突原因多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人们无法接受法律的选择;(2)人们对于司法机关极度不信任;(3)判决不符合人们心理预期。

　　图8 对司法现状不满意程度

　　4.1.4对于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问题不满

　　在调查的案件中有16起案件可能涉及有关人员的违法犯罪。这样的违法犯罪多是因为最终结果不符合人们预期，被归因为有关人员的违法犯罪。如前文提到的校园交通肇事案，肇事人李启铭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一判决受到了大量质疑，其中大部分是针对司法机关可能存在违法犯罪的质疑。对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不满的具体表现包括：(1)案件结果与人们心中价值观冲突;(2)有舆论进行相关引导;(3)判决有利于强势群体，怀疑有暗箱操作。

　　图9 对可能存在犯罪不满意程度

　　4.1.5对于强势群体(如富人、官员、明星)不满

　　在调查的案件中，有53起案件都涉及到了对强势群体的不满。其中包括对富人不满的8例，对官员不满的33例，对明星不满的7例，对其他强势群体不满的5例。由于强势群体曝光率高，具有一定公众效应，其本身就容易受到攻击。而在传统的价值观之下，人们对强势群体更有着十分严苛的要求，这就导致了有关负面内容出现后强势群体容易受到攻击。如尹相杰等艺人吸毒案[[1]]被曝出后，艺人们极容易在炒作之下被推到风口浪尖。对强势群体不满的表现具体包括：(1)被严格要求的群体以官员、富人和明星为主，这些人曝光率高，有一定权力或金钱;(2)较之于明星而言，官员和富人的行为更容易遭到非议，且更难以被原谅;(3)人们对强势群体的不满更深层次的体现为对于其背后所代表的权力、金钱以及地位的不满。

　　图10 对强势群体不满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