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当代中国农村正在经历急剧的变革，这一变革反映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渗透于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的每一个角落。现代化作为破坏传统农村社区的巨大力量，以其经济理性和社会流动的力量冲击传统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共同体意识和情感性联系，并造成颠覆性后果。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农村社区的破坏不可避免，农民日益功利化、农村劳动力外流、农村成人社会衰落和私人领域的强化都给新农村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

　　社区文化是我国新时期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1]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良好的社区文化在不仅有利于培育文化认同、促进人际交往，而且可以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强化社区自治意识。社会转型过程中群众的生活方式、审美心理和艺术需求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农村社区文化的内涵也发生了质性改变。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趋于家庭化、私人化，私密程度不断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民日常的文化生活，但与此同时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微。萎缩的公共文化使部分农村社区偏离了发展的本质，出现了人际冷漠、社区凝聚力下降、归属感不足、文化断层、公共事业萎缩等诸多问题。农村社区文化一般等同于农村公共文化，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或异质性。建设农村社区文化就是重建农村公共文化，具体来说，通过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可以实现农村居民广泛的社区参与由此形成共同的文化趣味、文化价值取向、文化认同和归属感[2]，进而重建社区公共性，为新农村建设奠定文化基础。

　　2、研究意义

　　现实意义

　　国家统计局在2015年1月20日发布2014年经济数据显示，到2014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4.77%[3]。援引相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我国自然村落在近10年间由360万个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村庄。[4]城镇化似乎已经成为了农村必然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农村的传统生态不断遭到破坏。村民对自己乡村的认同感日渐减弱，村规民约、村落道德、村庄公共舆论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丧失了约束力，各种失范或偏常行为层出不穷，为农村的长足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完整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探索层出不穷。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在绝对数量进而相对数量上都非常匮乏。新型农村建设强调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和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在重建社区共同体上作用重大。但是当下的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多是被动的依靠外发力量的刺激，缺乏内生的发展动力和力量，对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利。

　　本文基于大三学年在H村所进行的服务学习实践，通过对服务学习的反思来探究如何利用农村社区内部资源实现社区文化的內源式发展，进而为全方位的社区建设打好基础。因此，本文不仅是微观层面对具体地区村落社区文化建设模式的总结;也是在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面对城市化、现代化的冲击，如何保护农村社区文化的地方性和存在价值。希望能够为广大的底层农村保护其地方性社区文化提供一定的思考价值，对相关政策部门制定和实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行动提供一定的倡导和参考意义。

　　理论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社区文化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关注焦点也各有不同。本文在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的指导下，通过发挥H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作用，提高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实现文化的內源式发展，从而促进社区公共性重建和社区的全面建设。因而，本文希望探究传统文化要素在社区建设层面的应用和效果，补充和发展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要素的微观考察和分析，丰富內源式发展和农村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视角，并探讨转型时期保护农村社区文化在地性和存在价值的有效途径。

　　(二)相关文献综述

　　1、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研究

　　我国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至今方兴未艾。在研究方式上，学者多是采用实际调查方法同时引入典型经验进行实践性研究。目前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对途径的探索等方面;而关于农村社区文化概念的界定和文化特征的研究还比较稀少。

　　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定义和特征的研究比较稀少，较有代表性的是吴理财。他认为。农村社区文化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农村文化，强调区域性和差异性，具有在地性、社会适应性、源于农民日常生活、是一套经验体系、呈现差序格局的特征。

　　关于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三农”的意义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两大方面。如逯惠艳等人认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5]王扬铭提出，建设农村社区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必备条件，是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6]

　　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研究非常多，研究视角也多样化。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投入不足、文化管理体制不健全、忽视农民主体性与观念落后。比如徐碧英等学者指出，政府“唯GDP”，追求政绩，而长期忽视农民的实际需求，造成农村社区文化管理体制不健全。农村基础文化建设设施滞后、农民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和满足等。[7]王扬铭指出，目前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是：一投入不足，资金跟不上;二对传统文化重视不足导致农村传统文化急剧流失;三农村教育体系机构不均衡、农民科学文化素养较低。

　　在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途径的研究中，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各自观点。张桂芳从宏观层次提出指导性建议，指出发动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性的建设农村社区文化是现实选择。[8]李韵指出，应该让农民唱主角，把“送”文化变为“种”文化，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9]蔡良志、张华超等认为，要建设好农村社区文化必须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并促使多方参与，最终才是实现农村社区文化资源的整合的根本途径。[10]徐碧英、张玉等学者从改善文化管理体制入手，提出改革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管理体制、加强农村社区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11]。归纳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途径脱离不开：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农村文化管理体制、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调动农村主体性和参与性、发挥本土和传统文化作用、挖掘和整合农村社区文化资源等几个方面。

　　总体来看，学者对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匮乏，所得结论也大同小异，需要创新性的研究。当下农村社区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剧变，国家和市场正在重新型构着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文化，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仍不过时。

　　內源性发展研究

　　20世纪70—80年代后，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发展社会学的主流理论陷入困境，寻求内源性发展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目前，内源性发展已经是社会学者的一个常用术语，它作为一个理论主要被学者们运用到农村发展中。

　　内源性发展模式的源头可追溯至1971 年，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针对不发达地区的项目开发提出了五点共识： 社会大众应该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应引入居民参与;对于进行开发的具体行政手段必须加以强化;对于基础设施进行城乡统筹配置;环境保护要彻底。1975年瑞典一个财团在一份关于“世界的未来”的联合国总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内源性发展”这一概念，并揭示了其主要内涵：发展是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发函只能从社会内部来推动，是基于自力更生的发展;发展要消除绝对贫困和保护生态，并伴随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內源发展”作为官方政策概念，在联合国编制的《1977年~1982年中期规划》中被正式提出，完整的表述为“以人为中心的內源发展”。[12]后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联合国大学组织了一批研究项目，深入探讨了“内源性发展”的内涵，包括“內源性”和“外源性” 的对立，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发展必然带来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等内容 。欧洲学者们在研究南欧乡村地区发展战略的时候，也不断丰富了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内容，主要的提出者包括Musto 、Friedmann 、Garofoli 、Long and Van der Ploeg，这一时期理论的重点在于强调乡村内部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开发，以及本地动员对于乡村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日本展开了一场关于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反思，其中代表人物为宫本宪一与和鹤见和子等著名学者。

　　内源性发展理论也称内生性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最开始是用于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问题。不同的学者和文件对内源性发展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一、Van der Ploeg and Long认为,内源性发展是一种动员过程，它要求本地社会将各种利益集团集合起来去追求符合本地意愿的规划和资源配置的机制，从而达到发展本地技能和资格方面能力的目的。二、Garofoli认为，内源性发展包括本地层面进行创新的几种能力：如何应该应对外界挑战的能力、如何转变经济社会系统的能力、如何促进社会成员学习的能力，形成符合自身社会规则形式的能力。三、日本学者宫本宪一与和鹤和子对內源性发展理论的阐述：宫本宪一归纳了内源性发展模式的要点，包括居民学习、综合目标、产业开发和居民参与制度几点;鹤见和子提出“内发的发展论”，认为“不同地区的人们和集团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本地的文化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自觉地寻求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创造出理想的社会形态以及养成人们自觉的生活方式”。[13]

　　虽然学者对于內源性发展含义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的方面，内源性发展是一种主要由地区内部来推动，利用地区自身优势和资源，尊重自身的价值和理念，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渐进式或主动式发展方式。

　　内源性发展理论的产生基于对现实发展实践的反思，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人口以及资本等要素不断向城市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处于不发达地区的乡镇发展停滞，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经济落后、传统文化丧失。农村发展衰弱、缺乏内在发展活力，內源性发展理论对探索我国农村发展道路，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本文所阐述的内源性发展含义主要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编《內源发展战略》这一文件。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在进行写作前，笔者参阅了大量与农村社区建设、社区公共性、文化建设相关的著作、期刊等文献资料，了解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进展。在对实践地的村史、文化传统的调查中，参阅了朱晓阳老师的《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一书。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构建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和背景平台。

　　2、实地研究法

　　实地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通过参与观察和询问来感悟研究对象的行为方式及其行为背后的文化内容。以逐步实现对对象及其社会生活的理解。[14]笔者在大三学年在H村进行了一学期的服务学习，后又多次探访H村。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了解了当地村民对本村文化的看法、参与情况和小村文化活动的现状等。

　　3、深度访谈法

　　访谈法是通过有目的地与调查对象直接交谈来获取信息的方法。在写作过程中，笔者主要采用了无结构与半结构式访谈法，与花灯戏班人员、村领导、村民等反复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了他们的特定经历、对本村文化的看法、参与情况和小村文化活动的现状等内容。

　　主要概念介绍

　　1、农村社区文化

　　农村社区文化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文化。农村文化主要是相对于城市文化文化而言;[15]而农村社区文化强调是在地性和差异性，不同的农村社区具有不同的农村社区文化。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具体体现。对于什么是农村社区文化，目前仍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如张桂芳认为，农村社区文化就是由居住在农村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由一定的纽带和联系而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归属和道德规范等。农村社区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者缺一不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社区文化统一体。[16]张兴杰等认为，农村社区文化就是由居住在农村的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由一定的纽带和联系而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 、生活方式、情感归属和道德规范。总体来看，国内对农村社区文化的定义其实就是“社区文化”与“农村”的机械相加。

　　其实在对我国农村社区文化的研究中，均离不开“处境化经验”[17]这一概念。本文农村社区文化的定义主要采用吴理财的观点，即一群农民日常生活所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18]包含社区内人们特定的信仰、价值观、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同时，笔者认为农村社区文化还应该包括一系列为提高社区成员素养、满足其精神需求、增强归属感、认同感的公共性、开放性的文化活动。也就是说，农村社区文化首先是一种在地性文化，具有区域化特点;它具有特定的社会适应性，每个具体的农村社区文化均与该地区的物质条件、生产方式、社会需要相统一;其次，农村社区文化源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一套经验体系，是社区农民生活经验的表征;再次农村社区文化应该满足新农村建设的精神需要，具有提高素养、增强归属感、充实业余生活等特殊要求。

　　2、公共文化空间

　　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来源于公共空间与文化空间，是公共空间的一个组成层面，也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视角。公共空间是社会学范畴的概念指：社会内部业已存在这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也就是说，公共空间强调一定场所之内的公共精神、归属意识。它既包括一定的公共场所，如在中国农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集市等，也含有一些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组织和活动形式，如村落中的企业组织、村民机会、红白喜事等。[19]而文化空间在社会学中被界定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现象、文化需求和历史记忆在一定区域的空间表现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在这个空间文化交往的表达方式。[20]同公共空间定义类似，它是由场所与意义符号、价值载体共同构成的空间。而本文提及的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来源于这两部分，即公共文化空间是具有意义阐释与价值生产功能的文化空间在公共性内涵不断加强和体现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空间内容与形式，它不仅强调空间的公共性，而且突出空间的文化性。[21]笔者认为，只要符合上述两种特性的均可以纳入公共文化空间的范畴，如图书馆、祠堂、寺庙是公共文化空间;而节日、风俗等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形式也同样可以视为公共文化空间。

　　从公共文化空间角度对农村社区文化进行考察时，何兰萍提取出三个基本维度：公共文化服务、民间文化资源、农村文化主体。这三个维度分别对应公共文化事业、民间文化传统与乡村文化队伍建设三项现实内容。[22]这种划分不仅考虑到政府因素，也将民间文化资源纳入其中。我认为，这种划分为我们进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和更丰富的资源。后文，笔者在对H村社区文化现状分析中主要就是围绕这三个维度展开。

　　3、 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是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它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分类标准。他用“文化资本”来表现这种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的文化上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布迪厄通过文化资本存在的三种(具体的、客观的和体制的)形式，分别从个体文化资本、文化产品、文化体制三个方面肯定了文化对发展所具有的意义。[23]

　　“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尽管我们无法像对待经济资本那样对其实行定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发挥着和金钱与物质财富等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不过,“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它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也就是说,虽然文化资本具有和经济资本基本相同的功能，但它却无法直接换算成具体的货币价值。[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