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挖掘本土的文化资本，发挥传统文化作用

　　要注重做好资源整合工作，完善资源整合机制，深入挖掘社区的文化资本。利用优势而补不足，发挥村民主体性，实现內源式发展。采取优势视角，重视农村地方文化的优势 ，深入发现、积极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的优良资源，提升村民自身的文化创新力，高效利用这些资源，发挥传统文化对社区文化建设的重大作用。

　　关于社会工作协助H村社区文化建设的设想

　　未来社会工作应协同H村社区居民一道推进小村社区文化建设，促进H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內源式发展。社会工作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进行政策倡导，推动政府加大社区文化建设资金投入

　　政策倡导是社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使命。倾听村民心声，代表村民发声，斡旋于村民与政府间，成为连接村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也是社会工作者的职能。利用各级政府力量，链接政府资源，恢复和建设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增加文化服务投入，支持社区文化建设。以村为重点，形成健全的文化基础设施服务网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村庄中，农民日常生活中。在服务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花灯戏班因为在场地租金与村政府有分歧，打算搬离小村。花灯组同学在发动众筹同时，数次拜访李村长和其他村小组成员，缓和双方矛盾，商讨合适的租金，以便把戏班留在小村。

　　2、推动建设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农村聚居规划也是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合理的聚居规划不仅可以为居民提供文化和娱乐空间，也是提升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手段。在村庄中，建设一处可供村民共同娱乐、聊天、聚会的场所对于社区文化建设至关重要。H村一直也有此传统。在村内靠南的一块水泥浇成的广场一直是小村的中心，就是村民口中的“大庙门前”。从公社时代起大庙就是村集体仓库，50年代到70年代也在这里举行全村大会，村民每天都可能在这里站站聊聊。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村民每月筹资600元交给一位专职烧水的老人，这里成为村民平时听戏、闲聊、喝茶的场所。除此外，在2009年村民自发筹资建设了文娱场所“新客堂”，在新课堂内又留有一屋专供老人们平时活动之用。这些场所的意义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娱乐场地，成为小村村民公共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小村村民自己设计的《H村改造方案》中，大庙和新客堂也希望被保留下来，并且还规划新建其他休闲场所和文化设施。如果未来H村回迁安置项目能够重新启动，我们社会工作者更要发挥作用，联合多方力量，督促和监督新规划方案中关于回迁安置房地块周边的小学、幼儿园、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落实。为小村提供一个舒适的交流沟通、互动分享的社区公共文化空间。

　　3、培育农村社区文化自组织、文化精英，进行社区文化队伍建设

　　农村文化组织、文化队伍建设、农村文化精英的扶持和培养是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从一些地方经验来看，建立农村老年协会、妇女文艺组织等对促进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卓有成效。在H村具有成立各种社区文化自组织的优势，比如老年文化协会、妇女刺绣兴趣小组等。我们了解到，村中老人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比较强烈。在抗击拆迁的过程中，老人们发挥了重大作用，守护了自己家园。在拆迁降临的近两年内，每周三晚8点在小广场，老人们都自发组织法律和土地政策的学习会，以此来合法抗击强拆。当时79岁高龄的莫正才老人还组织村民讨论出了一份《H村改造方案》。由此可见，H村老人们参与家园建设的积极性和组织性。这些老人和小村有着极深的牵绊，深切热爱着自己的家园，他们对村庄历史、民俗来历、传统技艺等比较熟悉，对农村文化建设也比较热心。社工要切实发挥老人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组织老人进行适宜的文娱活动和“能力建设”，协助老人成立兴趣小组，将这些“活历史”嵌入到农村的社区文化建设中。

　　古学斌在《文化、生计、妇女与农村发展》一文中，阐述了团队推动一个妇女文化生计项目，通过发掘当地丰富的刺绣手工艺资源，发展出富有本民族色彩的手工艺品，通过另类市场的开发，一方面能够增加妇女的收入，促进妇女培力和增权，另一方面提升了在地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8]或许H村也能进行效仿，建立有关传统工艺的兴趣组织，如妇女刺绣兴趣小组、稻草编织小组等。笔者了解到，在H村的小桥旁有一个空屋，平日小村的妇女在闲暇时喜欢去那里刺绣、交流。社会工作者可以以此为基础，引导协助村民成立刺绣小组。除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应该进行跨专业合作，聘请专业人才，对小村妇女进行培训，提升刺绣、编织等传统工艺的技术，设计创作具有H村特色的工艺品，进行市场开发。

　　在文化队伍建设方面，H村应该充分发挥村中两个花灯戏班的作用。虽然青年组已经解散，但是社会工作可以通过组织、沟通、协商和培训的方式，重建成员的积极性和热情，推动青年戏班的重组，发挥青年花灯队伍的社区文化建设作用，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于老年花灯组，社工不仅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筹集资源，推广宣传，而且也要协助更新花灯曲目的内容，增强花灯的吸引力，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观众。

　　关于农村文化精英的扶持与培养上，应该意识到农村不是文化的荒漠，它蕴藏着丰富的乡土文化;农民也不是没有文化的人群，他们中间卧虎藏龙。那些生产在农村的“乡土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养分直接来自于农村，是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发挥农民主体性，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

　　以吉林省桦甸市的陈淑江为例，陈淑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执著地爱着农民画。于是桦甸市文化馆就对他进行培养，现在他的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奖项，已成为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而陈淑江的成功只是当地农民画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文化馆的帮助下，桦甸已形成农民画培训、辅导、创作、交流和展示的一条龙，表演并逐步走向产业化。农民画不仅丰富了农村文化，而且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一条好路子。[9]在H村也不乏对传统文化执着热爱的村民。在访谈花灯戏班人员时，笔者就受了很大触动。花灯组导演兼演员的李增荣大叔，今年69岁，从7岁开始表演花灯，虽然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记忆力却很好，对四五十部剧本都烂熟于胸。李大叔也很有才华，常对传统曲目的内容做些改编，把一些现代性元素加入其中，增添花灯戏的趣味性和时尚性。比如在《烟花女告状》中，就加入了反腐倡廉的新内容。李大叔常说，“花灯是活到老就唱到老，不管观众多少都要唱下去。”戏班的毕云仙奶奶虽然68岁了，但为了唱花灯每天都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H村。班主段琼芝更是热爱花灯，自己掏钱也要坚持唱。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早些年还出过CD，但是由于戏班并不出名，所以CD滞销了。但是从中可以看到H村也是拥有人才资源，有培养农村文化精英的潜能。社工可以协助政府相关部门或民间文化组织发现农村文化人才，链接社会资源，培养农村文化人物，发展传统文化，丰富农村社区文化。

　　4、重视地方性知识教育，鼓励青少年儿童参与社区文化建设

　　农村中小学教育应重视乡村知识的传承问题。在普适性、共同的知识之外，重视地方性知识的教育。何兰萍曾提到，农村文化公共空间的弱化不仅在于农村成人社会的衰落，也在于儿童与乡村的分离。在农村空心化的背景下，由于父母的外出务工和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孩子们不得不离开乡村，寄宿在城镇学校中，隔断了他们与乡土的联系，造成乡村文化传承断裂、本土性知识缺失和乡土情感淡漠等后果。[10]虽然儿童由于教育的原因不得不与乡村分离，但是在他们的学前和小学阶段大多还是生活在乡村中，在爷爷奶奶身边。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年龄阶段，建立他们与乡村的联系，培养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初步印象和兴趣，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在服务学习计划中，我们曾设想在宣传花灯中，除老人外把宣传对象主要订于儿童，尤其是正在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儿童。同H村的幼儿园及附近小学进行协商，对儿童进行花灯的宣传。对儿童的宣传不是直接教小朋友唱花灯，而是我们可以把某些花灯戏改编成有趣味的故事，讲给小朋友听或是让小朋友进行故事的表演;还可以在手工课上或空余时间教小朋友进行花灯脸谱的涂色、制作花灯的戏服等手工制作。让儿童能从小接触花灯，培养对花灯的兴趣，希望能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花灯，把花灯刻印在他们的童年记忆中。同样，也可以把小村村史、传奇人物、传统民俗等讲给他们听。即使将来不得不离开，也可以对地方传统文化和小村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不至于完全断裂与村庄文化的联系。

　　5、充分挖掘社区文化资源，协助村史、地方志的编写，发挥传统文化作用

　　从农村文化资源的角度进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应该重视对社区记忆、文化传统等进行考察和总结，以便结合历史和现实，因地制宜地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资源，这样才可能建设出有地方特色的农村社区文化。在H村，不仅开始了上文提到的有关唤醒“社区记忆”的活动，试图复苏村庄的共同记忆，重建社区公共文化;也开始了编写村庄志的工作。从莫正才老人那里了解到，小村编写了重建故乡的纪念册，“这些年发生的小村大事记还有对小村有贡献的，都有写入册子里，供后人纪念。”其实，小村一直有撰写村史的传统，朱晓阳老师在《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中写道，“如我以前提到的三十年代前历史和小村在四十年代的变迁都会被村落的政治权威整理成村史，用来教育后来的人和用来规范村民的行为。”小村村史以线性的历史因果观，将村落事件和宏观社会事件混在一起，进行“道德性叙事”，来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11]现在编写的纪念册不仅记录了小村的大事记，让小村有“根”可寻，而且同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服务学习中，我们也曾根据访谈内容撰写新春花灯的口述史。在这一工作中，笔者发现社工可以发挥巨大作用，通过深度访谈可以从访谈对象视角把握其用自己语言表达的生活、经历和状况，可以较深入地搜集对象的特定经历和动机、感受。社工也可以通过采访老人，从这些老人的人生经历中，以小见大进行H村口述史的编写。社工也可以倡导和协助村庄权威编写村史或村庄志，帮助整理本村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挖掘村落文化资源的过程，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农业文明和农村社区文化的丰富样态。

　　在H村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H村里有古寺两处，至今香火犹盛，小寺还时常邀请外面的大师傅过来讲经。定时去寺里祈福是村民的一个重要习惯，而且在小年还会去小寺吃斋饭。所以应该充分发挥它们祭祀祖先、节日庙会的传统风俗意义，社工可以利用社区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调动村民整修寺庙，保护历史文化遗迹，这有利于培养H村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集体活动和文化建设的意识，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地参与到保护H村传统风俗文化的队伍中来，将H村的历史文化传统更好地传承下去。

　　四、总结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农村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很大。社会工作者不仅能够协助在民间资源丰富、具有地方特色的村庄进行社区文化建设，更要探索如何在“平凡”的村庄中，建设富有时代性和乡土特色的农村社区文化。本文以发展式社会工作为指导，将经济效益与农村社区文化相结合;采用地方性知识视角重新审视农村文化，深入发现并挖掘传统文化的优势;通过培育农村社区文化自组织等措施，发挥村民的主体性、鼓励村民主动参与，探索如何实现农村社区文化的內源式发展，建设有益农村经济发展、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富有时代性和乡土特色的农村社区文化。

　　笔者在H村进行了为期一学期的服务—学习实践，通过对花灯戏班和其他老人的访谈，初步了解了H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和村民的文化需求。由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资料搜集方式单一，仅仅进行了访谈调查;在内容上也有所缺漏。并且遗憾的是，因为时间过短，一些服务计划只停留于纸面上并未真正付诸实践。由于实践经验的匮乏，本文许多的介入设想缺乏实践检验，效果及实用性需要进一步探讨。

　　选取H村作为写作案例，不仅因为笔者在此进行服务—学习实践，更是因为在城中村改造中，H村所展现的乡村生命力和文化活力。即使H村在拆迁风波过后，遭受了社区支离破碎的命运，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仍是一个有希望的村庄。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析H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现状与优势，提出了内源性发展的思路。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否适用于每一个村庄，如何“走出个案”摆脱个案研究的场景限制，迈向宏观模式一直是笔者思考的难点。或许，对于此问题，我们可以运用扩展个案方法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验考察，达到对问题的深入理解。[12]这也是本文所欠缺的地方，缺少对宏观因素的分析。当然，我们期待H村能够成为城中村改造的一个典范，为广大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为中国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和社区建设提供宝贵经验。

　　[1] 吴理财 《公共性的消解与重建》【M】 知识产权出版社 北京 2014 P44

　　[2] 栗学钟 《发展性社会工作取向下的民族社会工作初探》【J】社会研究 2014

　　[3] 栗学钟 《发展性社会工作取向下的民族社会工作初探》【J】社会研究 2014

　　[4] 马凤芝 《发展视野下的社会工作》【J】 广东社会科学 2014(01)

　　[5] 本文的自组织为名词概念，与他组织相对，指的是一群人基于自愿的原则主动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三个特点：基于情感性、认同性关系及信任而自愿地结合，结合的群体有集体行动的需要;为了管理具体行动而自定规则、自我治理。

　　[6] 马凤芝 《社会发展视野下的社会工作》[J] 城市时代，广东社会科学，2014(1)

　　[7] 刘华龙 《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对策——以天津市为例》【J】 《中国名城》 2003(5)

　　[8] 古学斌.文化、生计、妇女与农村发展：一个云南村落的实践案例[J].农村社会学研究，2013(1)

　　[9] 李韵.让农民做新农村文化的主角[N].海南共青团 2006

　　[10] 万明钢 《文字上移——渐行渐远的乡村教育》【J】 《教育科学研究》 2010年第7期

　　[11] 朱晓阳.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12] 卢晖临、李雪 《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拓展个案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