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主要理论

　　1、“内源性发展”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提出了“內源发展战略”，指出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应遵循本国文化传统，选择以多样化的文化发展代替对西方发展道路的模仿。其核心理念为发展的动力主要是由内部产生，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內源式发展注重特性、强调因地制宜。即“根据本国的资源、需要、文化特性、思维结构和行动方式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模式和风格，注重于当地文化生态相适应的内生性动力机制的培育”。[25]

　　內源性发展理论是对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从而形成的依附性畸形发展的反思，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着宝贵的启示，同样对于我国的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有着巨大指导作用。內源性发展理论强调尊重自己的传统。日本学者鹤见和子提出，內源式发展应继承和复兴前工业社会在社会结构、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遗产，以纠正或防止现代化的弊端。[26]內源性发展理论假设，农村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强调“解制(基础制度重构)”和“赋能”。遵循在宏观上，内生创新;在微观上，以机会为导向，拓展农民参与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发展理念。以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实现农村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在中国农村近百年的历史中，实际上农村一直是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被不断的改变。尤其在当代，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国家和市场都在试图塑造一个新的农村社会。在对农村进行改造过程中，政府介入太多，村民参与严重不足，忽视了村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的延续。并且由于受到简单的“现代——传统”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不加辨别的抛弃了农村的本土文化，强行以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代替，从而造就了大量千篇一律的城中村，而这些农村往往都是外源发展，即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发展，而内在动力不足。

　　2、“地方性知识”视角

　　“地方性知识”是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兹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所谓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区别于普遍主义或普遍知识的历史具体的知识形态。它强调从知识产生形成的环境、知识适用的范围两个维度界定知识的本质。[27]地方性知识还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28]

　　地方性知识的本质特性即为地方性或说本土性，决定了它具有天然的本土契合性，对于当地事务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意义，拥有外来的普遍知识无法比拟的解释和调节功能。从空间上看，任何地区均具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从时间来看，地方性知识是动态的，是独立支撑该地区人们生产、生活的文化系统，是本土文化的更新、丰富与完善的过程。

　　“地方性知识”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看待文化的视角。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重新认识乡村社区本土文化的存在价值，可以超越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思想，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作用与价值。一个乡村社区内特点 的文化系统是此社区人们在长久的日常生活与生产过程形成的普遍价值观、群体认同、行为规范，是当地人们精神世界的基础。运用“地方性知识”视角，容易陷入狭隘社区主义陷阱，不利于扩大视野、阻碍知识推广，需要与其他文化理论补充使用。

　　二、H村社区文化情况分析

　　(一)H村基本情况

　　H村位于云南滇池东岸，行政上隶属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乡，是滇池东岸最古老的滇人聚居地之一。该村与其邻村子君村和塔密村都是彝族村落，这一带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人定居，西汉时期司马迁的“西南夷列传”即有“牛羊蔽野，邑落相望”的记载。H村、子君村、塔密村等滇池周边的古村落与官渡古镇一起构成滇池农业传统文化核心区。H村原名小耳村，18世纪初期(康熙年间)已经是一个有规模的村庄，后因建成宏仁寺更名为“H村”。它与子君村(大耳村)属于同源同族的滇池地区最老的居民滇人的后裔。后由于“大昆明计划”，H村分成了老村与新村;老村以大量的传统建筑为标志，新村则以现代化的小高层公寓住宅为主体。

　　H老村中至今仍保存着一些古代滇文化符号：具有彝族文化象征的“石猫猫”、记载村中事务的石碑、从古沿用至今的农田灌溉水利系统、体现传统农居风水布局的“照壁”、“一颗印”古居等等，经相关领域专家考察，这些都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承载了滇池流域古人生活的印记。除此外，小村地域内还有两所佛寺，以尺寸来称呼，大的叫大庙、小的叫小庙。直至今日，小庙还在做着宗教活动场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政府准许恢复宗教活动后，以小庙为中心成立一个佛教组织，现在仍发挥其宗教信仰职能。大庙的功能比较复杂，以前可以算是村内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大庙早年也是佛寺，但是在解放后就终止了其宗教寺院功能。在集体化时代，大庙是村集体的仓库，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这里举行全村大会，村政府的办公室也一直在这里办公，直到2012年才搬到新办公楼。现在大庙仍是演出花灯戏、村中老人闲聊聚集的场所。大庙在公众舆论、信息交换、文化传播上的功能不容小觑。除了上述的物质文化遗产之外，村子里还传承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花灯、彝族刺绣、年夜饭、麻脆角、草墩, 这些都是农业生产文化中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文化场域内，村民们一直过着相对传统的农耕生活，H村一度是昆明市主要的几个蔬菜基地之一。彼时的宏仁老村是一个混合了彝、汉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国传统农村，保留一整套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

　　作为昆明的“菜篮子”，H村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水利条件。H村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种植蔬菜了，据莫正才老人说，在“城市化”浪潮席卷这个村庄之前，单单H村就承担着昆明城约1/4的蔬菜供应量。这种局面随着2006年前后新亚洲体育城在村北不远处的修建被打破，H村的土地先是被体育城项目征用一部分，后又被“新螺蛳湾”项目征用殆尽。H村也从传统的农村社区，变成了没有耕地的城乡结合部，背负着“环境、治安较差”的恶名;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或做生意，主要居民也由地道的菜农变成了以租房与打工为生的人群，到2014年，宏村已有两万左右外来人租住，而本村居民不过数千人。

　　2010年开始的螺蛳湾商贸城扩建征地拆迁更是一度让老村和新村陷入被拆迁的命运。H新村是在建设新亚洲体育场征地时，村民通过谈判得到的一块260余亩的耕地上建盖的，每户约96平方米，分成503块，由村民们自己集资统一规划、刚刚建好不久的小区式住宅。拆迁与改造引发了剧烈的冲突，村民们由此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之路。在维权中，村民们自发地形成村民组织，每周三进行一次村民大会，学习国家和上级政府关于拆迁和征地的政策，并协商形成明确的利益诉求，积极主动的与区政府等联系，希望问题能够得到合理解决。在一些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下，村民们尝试亲手设计和改造自己的故乡，形成了对于老村的新规划——《H村改造方案》[29]。去年笔者开始在H村进行服务学习，实际探访后观察到的H村如今村貌，与设想的有很大落差。H村并没有摆脱“城中村”的缺陷，新村老村割裂严重，整体呈现一种脏乱差的景观。老村许多房屋人去楼空，垃圾满布，卫生脏差，而在这些废墟式的房屋中，多居住着不愿离开家园的老年人。新村则处处可见摆摊的小生意、门市房的小店铺、有一定规模的购物中心、低价的旅馆、家常菜饭店等等。新村村民普遍年龄较低，且外来流动人口多。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H村几乎经历了一场“连根拔除”的运动。改造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将乡土社区定位成“要被铲除的垃圾”，要将其从物理空间上消除。在这场改造中，H村的传统生态被打破，整个村落社区被撕裂。拆迁办在小村“挖祖根，拆房子”，伴随着村子的破落，人心惶惶，家庭矛盾纷争不断;小村的治安恶化，黑恶势力大行其道;小村的文艺娱乐活动被迫停掉;孤寡老人仍旧守在濒临倒塌的房屋中……城镇化改造中，小村的社区文化基础被严重摧毁。即使拆迁风波过后，小村已经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但是小村氛围依然紧张，社区文化割裂严重。村民对社区的安全感、认同感、归属感降低，年轻人与老年人隔阂加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以课程的方式进入村庄，主要开展老人陪伴的服务;2014年，同专业的本科生也以课程的方式进入村子，服务的内容也得到了拓展，新增H村的历史文化名村申请，对村子里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梳理。同时，和村小组的关系更加密切，对H村的社区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015年老村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启动建设，小村改造进程加快 。希望在此过程中，能够重视文化作用，将小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家园重建同步，提升村民对小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巩固社区公共性，创建和谐安乐的农村社区。

　　从公共文化空间视角审视H村——H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公共文化空间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相辅相成，公共文化空间的兴衰与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何兰萍划分了从公共文化空间视角对农村文化考察的三个维度，这种划分把来自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村社会中的文化资源相区分;不仅考虑到政府因素，也将民间文化资源纳入其中。这种划分为我们进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和更丰富的资源。故笔者在文中采用公共文化空间的三个维度来审视H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1、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不足、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主要来自政府的经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服务等内容。通过对H村的探访，H村也没有逃脱文化经费投入不足，公共文化建设滞后的命运。在和村委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H村对文化建设的支出只占一小部分，几乎没有设立专项资金。在H村对外公文上显示，H村现有小学 1 所，校舍建筑面积 1,650.00 平方米，拥有教师 20人;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馆各1 个，业余文娱宣传队 2 个。但事实上，H村的小学已经不复存在，一半被用来承包办厂，另一半成为了私人办立的幼儿园。至于图书馆，笔者询问了新村老村的20位居民，他们均表示，“并不晓得还有图书馆”。文化活动室更是聊聊无人，甚至还不如棋牌室和大庙的人多。由此可见，或许小村建有图书馆、文化活动室，但是使用率较低，多是流于“形象工程”而缺乏实际效用。

　　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活动大多是由乡镇政府组织进行，多是些“蜻蜓点水式”的文化活动，缺乏持续性和长期性，只是间断地对社区文化建设进行补充。但这种来自外在力量的锦上添花，却往往被当做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小村的社区文化建设在现阶段也出现了此问题，太过依赖外在力量，而忽视了社区内部资源和内在动力的培育。对现有的社区文化资源利用率较高，对潜在的资源挖掘较少，对物质文化资源较重视，对精神文化资源利用较少。缺少资源搞活和完善的社区文化发展、管理机制。这在客观上忽视和抑制了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其次，在小村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忽视村民主体性的问题。一是村民对社区文化参与不足;二是盲目追求社区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短期成效，缺乏以人文本的情怀，忽视了村民的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无法满足农民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2、民间文化资源：传统文化被破坏

　　在西方“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的单一现代化思想影响，农村那些历经数千年累积下来的知识—制度资源被认为是守旧、死板、落后、过时的象征，或被抛弃、或破坏。现代化的施行不一定非要建立在对传统的“破坏”和“抛弃”上，传统与现代并非绝对割裂，传统本身构成了现代的一部分，正如朱丙祥所说，“传统总是楔入现代，总是触碰现代，总是与时俱进，自我更新。”[30]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文化保留相对完整的地方，H老村有3座恒逾百年的“一颗印”和70多栋仿一颗印的建筑，但在拆迁中这些传统民居遭到了毫不留情的破坏。在与老人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小村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会把脐带埋在自己的居所，可能和“落叶归根”寓意相似，所以老人常把拆他们的老房子说成是在“挖祖根”。正是这种现行的农村社区重建模式忽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破坏了农村的精神纽带，从而导致传统文化的断层和肢解。年轻人对本土的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使得传统文化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机。

　　3、农村文化主体：青壮年群体的衰落、社区文化人才缺乏

　　数据显示，截止到2006年，H村本村居民不过数千人，其中近一半人口外出务工。在走访中，也了解到大多数的青壮年到螺狮湾等地打工不在村中。随着H村本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农村文化发展缺失了中坚力量，削弱了文化发展的后劲，造成的农村文化传统的断裂、观众的断层。这一点，H村的花灯戏是最好的例证。以前在H村活跃着老年与青年两支花灯文娱队伍，他们算是H村文化活动的主力。但是现在青年花灯队已经解散，如今主要是老一代的花灯唱主角，花灯的观众也都是老年人。因为农村的中坚阶层大都流向城市，像花灯这类的传统文化出现断裂，后继乏人。即使有丰富的文化字眼和特殊活动，也因为村民的大量外出而无法开展和传承。

　　因为大量人员外出务工以及新老村的分离，使村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与老年一代之间的文化交流、信息沟通受到阻碍，文化断层现象严重，使小村的公共文化、公共价值受到挑战。

　　除此外，更为忧心的是，H村缺乏自身的文化人才和领头羊。据了解，老年花灯队虽然是文化主力，却并非H村本村的村民，他们是从官渡古镇搬迁过来，借用H村的演出场地。但即使这样，这支团队也因为场地费用问题一度想要搬离H村。在走访中我们发现，H村自身的文化人才实际上是比较缺乏的，尤其是中青年文化人才。村政府对这些文化人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扶持，农村社区文化人员无法获得自身发展机会，严重影响了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制约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H村社区文化——挖掘H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文化资本”

　　社会工作与其他专业不同的是特别强调优势视角。这种非问题导向、非需求导向，而是内部待挖掘资源导向的视角往往有助于我们发现社区自身的潜能、资源及民众的能力和智慧。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时，更是需要挖掘社区的文化优势，发挥文化资本的巨大作用。采用“地方性知识”视角为我们重新审视农村社区文化、民间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性知识”视角就是采用优势视角看待农村文化的具体指导和思路;采用“地方性知识”我们更容易发现蕴含在民间传统文化、乡土文化中的文化资本和内在活力。

　　“地方性知识”以本土性为其本质特征，它根源于一个特定地域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一系列经验的传承和积累，它负载着大部分中国农民的存在价值和群体认同感，是当地居民为了生产、生活而形成的知识体系、经验体系和文化体系，对本地区有着天然的适应性。

　　采用“地方性知识”来审视农村社区文化，首先要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和合理性。现代文明、工业文明自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这并不意味传统文化、乡村本土文化一无是处，需要全盘否定。比如朱晓阳老师提到的“报”。“报”强调互往性、平衡性，类似正式的义务。H村民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和接纳，就可以看做是对朱晓阳等学者帮助的“回报”。在服务—学习中，我们对花灯戏做了考察，发现花灯常唱的曲目中关于“报”的故事占大多数。第一次探访，戏班唱的是《烟花女告状》，故事中蕴含了中国传统中国典型的报与惩罚内涵，这种“报”现今也在小村传唱。其中的信仰和道德性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内在力量，也是自我控制与社区控制的重要手段。因为它提供了一套行为互动体系，使人们心存敬畏。[31]传统文化中诸如此类的道德性信仰有很多，它们自成体系，不断的积累、更新和发展，与现代文明下的“法”相辅相成，是道德文化建设的文化资本。

　　在整理小村的优势—资产时，花灯、传统刺绣、稻草编织工艺以及各类遗迹都是值得挖掘的。明恩溥从“他者”的角度指出，乡村戏剧演出的热闹程度对全村甚至周边村寨而言不啻与狂欢节，是乡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32]如今戏剧的受欢迎程度虽不如以前，但是对于H村留守老人而言，戏剧仍具有超出其他文化娱乐形式的魅力。花灯是民间小戏剧种，源于民间花灯歌舞，唱词和道白通俗易懂，唱腔欢快明朗，表演动作活泼风趣，在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西南一带广受欢迎，其中在云南一带的花灯后受滇戏影响，形成别具特色的云南花灯戏。[33]小村中原有两个花灯戏班——青年组和老年组，如今青年花灯组已经解散，但老年组依然活跃在小村中。据了解，这个戏班是由一群花灯票友和退休职业演员组成的，在前年9月份从官渡古镇移过来的。班主说，“因为原来的那边成本已提高，难以找到负担得起的剧场，所以就租用了大寺的一间房子作为常年演出场地。”戏班每天下午两点至四点演出，门票每张3元(附带茶水)，演出的都是追本的传统大戏。笔者去的那天，他们正在上演《烟花女告状》，这出戏从头至尾要演十六七天，水准相当高。其风格杂糅了花灯、滇剧、京剧和相声小品，既基于经典脚本，又调侃当下的社会现象。观众主要是老年群体，每天有五六十人，一部分是本村老人，另一部分则来自官渡、呈贡甚至昆明其他地方。有时候因为天气冷，观众来的太少，村里的老观众便自发凑钱补偿剧团。花灯对H村的老人群体而言，不仅是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也满足了情感交流的需要。老人们一般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大寺，在花灯开始前进行些闲聊，聊天的内容极为广泛，既有零零碎碎的日常琐事，又有诸如选举换届这类的公共事务。在沟通过程中，不仅各自交换信息，而且可以获得一定的同理和抚慰，满足情感需求。社区文化担负促进社会沟通的职能，社区文化建设通过组织各种有益健康的社区文化活动吸引人们走出封闭的自我空间，让社区居民投入到功利色彩较少的社区文化活动中，交流感情、缔结友谊，进而恢复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和社区关系。尤其是H村在经历强拆事件后，居民大多都处于一个各自封闭的状态，精神上也遭受一定的创伤，在大寺听花灯给予大家走出家门重聚一起的机会，抚慰了居民的心态情绪，增强了居民间的互动联系。朱晓阳戏称这是“废墟文化，是原滋原味的民间传统文化”，他认为，花灯这种“追本大戏”才是传统戏的根本，戏班曲目以及非折子戏的演出方式对传承花灯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犹如很少有人了解大学的精髓就是“低成本”的读书会或“席明纳” (seminar讨论课)一样，在折子戏荟萃的现代舞台，很少人能理解追本大戏才是传统戏的根本。在这样的剧团和演出能扎根H村的时候，地方上有识见者，特别是地方政府领导应当对他们小心呵护，应当重新审视老村这种“废墟”的价值。”[34]

　　除花灯外，H村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文化资本，比如延续数百年的古刹寺庙(宏仁寺和竹国寺)，用于祭拜的“石猫猫”雕像，体现传统农居风水布局的“照壁”，19世纪的古代学堂遗址，记载村中事务的石碑，从古沿用至今的农田灌溉水利系统，104岁高龄的“一颗印”传统院落建筑，与小村同期存在的5口古井;以及技艺精湛的刺绣和草墩，逢年过节老少一起制作一起吃的麻脆角和年夜饭等等。H村的村民有着纯朴的宗教信仰，有着于民间艺术由衷的热爱和对历史的珍惜，这些都是建设H村社区文化可利用的宝贵资源。仔细观察体会H村，就会看到H村看似平凡之下蕴藏的无限潜力。H村村民尤其是老人对小村的认同与热爱，面对拆迁时爆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为实现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內源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地方性知识”视角来看待H村，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了农村的本土文化，为我们充分挖掘小村的文化资本尤其是传统文化资源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这对于建设农村社区文化打开了新的大门。

　　其实不仅是H村，大多数的中国乡村都有则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过去乡村曾历史地形成了许多有形或无形的知识—制度资源。只是受“传统——现代”单一的二元对立思想影响，乡村那些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资源被我们视为“落后”“过时”的。但是今天我们寂静渐渐意识都那些经历了数千年积淀的“地方性知识”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现代化的实现并不一定要牺牲传统而在实现，传统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化的一部分，正如有学者所言“传统总是在触及现代，总是在嵌入现代，总是在自我积累，不断完善”。传统文化中总是蕴藏着丰厚的、可以被高效利用的文化资本，诸如那些仪式、符号、传统工艺等社会记忆，完全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再循环、再运用”。这种文化资本的“再循环”不是简单地复古与重复，而是传统的不断“再构造、再发展”。社会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发现这些可能被肢解过“历史碎片”，并且挖掘其中蕴藏的强大生命力、再发展的潜能以及可利用的优势。把这些碎片与现代性相互渗透、融合，完成传统的“再嵌入”过程，为农村社区文化发展助力。